唐宋时期的畬田与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
曾雄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010
摘要：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在此背景之下，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特征的南方畬田民族和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汉民族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使得曾经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的畬田，沉寂数千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本文将畬田民族的历史放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这一重大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主要内容包括畬田的耕作方式，地区和地理分布，作物种类，唐宋时期畬田民族与后来畲族的关系，以及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指出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加剧了原本就因刀耕火种而不断迁徙的畬田民族与周边民族（主要是汉族）的冲突，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农业的进步。
关键词：唐宋 畬田
畬田民族 刀耕火种
经济重心南移
一、畬田民族的出现与经济重心的南移
畬田民族是以畬田，即通常所说的刀耕火种，为主要特征的农耕民族，他和今天的畲族既要联系，又相区别。畲族是最主要的畬田民族之一，但历史上的畬田民族，除畲族之外，也包括其他一些以畬田为特征的民族，如苗、瑶、壮等其他许多南方少数民族。
畬田民族也是中国大地上古老的民族，但有关畬田民族名称的历史记载却是在唐宋以后才出现的。近人傅衣凌对畲族名称之起源做了考证，他在《福建畲姓考》中写道：“唐宋以后，汉人来者益多，越民之强悍者被迫入山，因得峒寇、峒獠之名，又以其烧山地为田，种旱稻，刀耕火种，因名为畬，赣粤两省则写为輋，即种畬田之人也。”[1]据《畲族简史》所附之畲族历史“大事年表”，最早的大事发生在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而“畬民”一词最初则是南宋期间出现的孝宗淳熙十四年到度宗咸淳五年（1187－1269年）刘克庄所写的《漳州谕畬》一文中。[2]众所周知，唐宋时期，正是中国经济重心南迁时期，畲族在汉文文献中的出现，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同步。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这点似乎被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
尽管学术界有关今日畬田民族族源存在着很大的争论，然而无论是土著还是外来，唐宋以后南方的畬田民族都要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北方人口潮水般的涌入。唐宋时期，北方由于战争的破坏，人口大量南迁，经济开始衰退，与此同时，南方却由于相对的和平，和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得到全面发展，不仅自身的人口迅速增加，还吸收了大量的外来人口，随之而来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于是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局面，人口分布也呈出由下而上，即由平原地区向山区的发展趋势，外来汉族人口与土著的或先期到达的畬民就这样在东南丘陵山区不期而遇。“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畬客”[3]。入宋以后，由于金元的进入，北方人口因躲避战乱而纷纷南迁，更掀起了移民的高潮，出现了自“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的情形。这些南迁的居民加上先前移民的后代更形成了对山居畬田民族的包围圈。根据50年代对于福建福安畲族的调查，“由于本地畲族居住山岭中，畲族村庄的周围和平原地带，形成一个汉村的包围圈。”始时，这种包围圈也许还比较大，所以呈现出“畬汉杂处”的状态。随着汉族经济的进一步向山上发展，包围圈日益缩小，以及处在日益缩小的包围圈中的畲族“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的继续存在，畬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也就在此难免。于是从唐宋以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蛮僚之乱”或“畬贼之乱”。如福建《云霄厅志》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泉、潮间，蛮僚啸乱，民苦蛮僚之乱。”《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昭宗乾宁元年，汀州宁化县南“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宋史·理宗本纪》和《宋史·许应龙传》记载：绍定三年二月，“汀、赣、吉、建昌，蛮僚窃发”，“盗钟全相挺为乱”。《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辛丑，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畬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至元二十五年，“畲贼千馀人寇龙溪，皆讨平之。”至元二十六年“畲民丘大老集僸千人寇长泰县。”至元二十七年“广州增城、韶州乐昌以遭畲贼之乱。”等等。
这一系列的冲突，正是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畬汉杂居，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不和谐的声音。冲突的起因首先在于土地之争。畬民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外来的汉人掠夺了自己的土地。如畲族史诗《高皇歌》中就有“开着好田官来争”之句。而汉人则认为，畬民占据着山田，使自己无以在山区安家立业。“处处山田尽入畬，可怜黎庶半无家”[4]。冲突因此而起。
在这场冲突之中，畬民处于劣势。一方面，被迫采取以土地换和平的方式，如各地畬民所保留的“祖图”中，都有此类语言：“我居深山，离田三尺，离水三分，并吾子孙永远耕种，不与军民等人混争。如坟林，只留中心壹十八步，亦不与官员子弟争阻。”[5]另一方面，则不惜挺而走险，以武力相威胁，夺回被汉人占领的土地。于是在明代的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交界地区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各县乡民早谷将登，各巢畬贼修整战具，要行出劫。”[6]结果“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江西的上犹县、大庾县和南康县被畬民占据的土地达到了一半。[7]
二，唐宋时期的畬田
畬汉冲突实际上是两个农业民族之间的斗争。一个是传统农业已相当发达的汉民族；一个是尚处在原始农业的畬田民族。唐宋以后，汉族农业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和牛耕的广泛使用，深耕易耨，加上多粪肥田，使得汉族地区的农业摆脱了传统的撂荒耕作制，而进入到连作复种制，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秦汉以后，先是北方的旱地农业走上了精耕细作的道路，其主要表现就是耕－耙－耱等旱地整地技术体系的形成和畎亩法、代田法和区种法等的出现。到了唐宋以后，随着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在北方旱地耕作技术的影响之下，南方水田农业也开始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水稻直播法让位于水稻移栽法，“火耕而水耨”也被耕－耙－耖－耘－烤所取代。
相比之下，唐宋以后，一些畬田民族的农业还非常落后。畬田民族还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采集狩猎经济还占有相当多的成分，在畲族聚居的一些地方的方志中大量充斥这样的一些记载：说畲族“依山而居，采猎而食。”[8]“居山中，男女皆椎髻跣足而行，其族畏疾病，易迁徙，常挟驽矢以射猎为生。”[9]“揭阳輋岩居，刀耕火种”[10]。“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11]农业虽然已经发生，并在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但生产方式非常落后，典型的特征便是刀耕火种，即畬田。这也就是他们被称为畬民的原因。因此，有学者又说：“畬民是农民的一种，他们习惯火耕，喜迁移，得名畬。因为要和一般业农的人民区别，所以叫他们畬人、畬民，因为他们来去无常，所以叫他们畬客。”[12]
汉族的历史上也经历过畬田阶段。商周时期就已有关于“畬田”的记载。《易·无妄》有“不耕获，不甾畬”句。《诗经·周颂·臣工》中则有“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古代的辞书，如《集韵》及《广韵》等将“畬”解释为“火种也”或“烧榛种田也”。今人更从文字学和民族学上对畬字进行推断，认为畬字所从余应为田间窝棚一类建筑物，这种建筑物的存在表明这里的土地正在被利用。……窝棚象征着撩荒耕作制中的现耕地。由于在撩荒耕作制中实行火耕，即使从生荒耕作制转变为熟荒耕作制，火耕的习惯仍然长期沿袭下来，所以“畬”又取得了“火耕”的意义。[13]
畬田在商周之时出现之后，沉寂了数千年的时间，在唐宋时期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个中原因值得一究。畬田首先见于记载的商周时期，正是中国北方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时期，在传统农业之中，精耕细作代替了休闲耕作，畬田也就在人们的笔下，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南方山区还仍然存在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的生产方式，只是当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唐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方山区长期以来存在的畬田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于是畬田又开始出现在人们笔下。其中三峡等地的畬田最有典型意义，唐宋以来有记载也最多。
根据唐宋时人对于畬田的描述，所谓畬田，实即山民在初春时期，先将山间树木砍倒，等倒下的树木“干且燥”之后，便在春雨来临前的一天晚上放火烧光，“藉其灰以粪”，用作肥料。从刘禹锡的诗句“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来看，用来放火的火种是采用敲击石头来取得的。这种石头当属燧石。焚烧后的第二天便“乘土热”，甚至是“火尚炽”的情况下，即以种播之，然后用锄斧之类的农具盖斸掩土，覆盖种子，以后不做任何田间管理，包括中耕除草就等待收获了。
在这一过程之前往往先要进行占卜。占卜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地方最宜烧畬？何时会下雨？等，其中确定下雨的日期，即“候雨”，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播种之后种子能否顺利萌发，生长茂盛。唐白居易“归田”诗中有“候雨辟菑畬”的说法。[14]宋范成大《劳菑畲，并序》则说：“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诗中又说：“颇具穴居智，占雨先燎原。雨来亟下种，不尔生不蕃。”占卜分龟卜、瓦卜和泉占等方式。瓦卜采用敲击方式。如唐温庭筠《烧歌》：“持钱就人卜，敲瓦隔林鸣。卜得山上卦，归来桑枣下。”（《全唐诗》，6709页）。瓦卜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畬民已过着相对定居生活。而龟卜则采用钻挖，如唐刘禹锡《畬田行》：“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全唐诗》，3966页）。宋李复《夔州旱》：“耕山灰作土，散火满山卜龟雨”（《潏水集》卷十六）。欧阳修《寄梅圣俞》：“邀龟卜雨趂烧畬”（《文忠集》卷十一）等。这种方式可能跟商代利用甲骨占卜是一样的。泉占可能与卜居有关，主要考察何地适宜居住，而最主要的条件就在于是否有水源。如刘禹锡《莫猺歌》：“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全唐诗》，3962）。占卜并非人人都会，而是由专人掌握，掌握占卜的人可以从中取得收入。在他们看来，下雨是神的旨意，掌握占卜的人传达的是天神的旨意，所以有“瓦卜传神语”
（《全唐诗》，2540页）的说法。
在畬田农业中最重要的工具是作畬刀而非牛耕，所谓“田仰畬刀少用牛”（《全唐诗》，4593页）是也。畬刀主要用来砍伐树木，“以木为柄，刃向曲”[15]。与之具有相同作用的便是斧头；其次便是锄，锄主要用来去除烧过之后所留下的根株，唐贯休《深山逢老僧二首》诗云“自把短锄锄榾柮”（《全唐诗》，9334页），以及斫土覆盖播下的种子，而不是用来中耕除草，所以杜甫的诗中又说：“米涩畬田不解锄”。第三项工具便是镰刀。不言而喻，镰刀主要用于收获。畬田所用的农具在唐诗中也有所反映。“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全唐诗》，396页）
畬田过程中以播种之后的覆土工作量最大，因为覆土时不仅要将播下的种子用土掩盖起来，而且还要对一些砍烧不完全的树木“榾柮”重新处理，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因此，畬民在畬种时往往采取集体劳动互助合作的方式，但由于山区相对人口稀少，居住极为分散，还没有形成村落，如唐常建《空灵山应田叟》诗曰：“湖南无村落，山舍多黄茆。淳朴如太古，其人居鸟巢。”（《全唐诗》，1460）散居的的畬田民族象天空中的星星点缀山头，故又称为“星居”，刘禹锡《莫猺歌》“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全唐诗》，3962）。宋人冯山《和子骏郎中文台》：“地接松扶绝塞边，星居人户种畲田。”（《冯安岳集》，卷十二）。复由于居住分散，劳动力很不集中，有的劳动力甚至来自数百里之外，这数百里之外的劳动者是如何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呢？靠的是约定，约定今天帮这家，明天帮那家，在这家时由这家提供酒食，在那家时由那家提供酒食。集体劳动中为了提高劳动兴致，还有人专门负责唱念做打，进行各种文娱表演。[16]这种集体劳动，互相帮助，且歌且舞并伴有祭神的场面，在唐宋诗词中也多有反映。
畬田，系从其耕作方式得名，从其分布和性质来说，则畬田往往是“山麓之陆田”，畬田上所种作物都是旱地作物。
畬田作物诗
作物
作者
篇名
诗句 XE "畲田"
出处
麦
武元衡
南昌滩
畬馀宿麦黄山腹
3563
粟
白居易
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
灰种畬田粟
4793
粟
白居易
山鹧鸪
畬田有粟何不啄
4814
粟
白居易
和梦游春诗一百韵
马瘦畬田粟
4856
米？
白居易
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
米涩畬田不解锄。
4869
芋
白居易
夜宿江浦，闻元八改官，因寄此什
结茅栽芋种畬田
4885
火米
李德裕
谪岭南道中
五月畬田收火米，
5397
豆、粟、蔗
温庭筠
烧歌
豆苗虫促促，……广场鸡啄粟。……腰镰映赪蔗
6709
姜
贯休
怀武夷红石子二首
烧侵姜芋窖
9346
麦、豆、粟
范成大
劳畬耕·并序
……春种麦、豆作饼饵以度夏。秋则粟熟矣。……
麦穗黄剪剪，豆苗绿芊芊。饼饵了长夏。更迟秋粟繁。
《石湖詩集》卷十六
粟
张淏
云谷杂记
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也。
《云谷杂记》卷四
从上述诗文的记载来看，唐宋时期的畬田所种植的旱地作物主要包括：粟、豆、禾、麦、米、火米、芋、蔗等等。其中麦、豆和粟是最重要的。春种麦、豆作饼饵以度夏。秋则粟熟矣。这三种粮食作物构成了畬民全年的主要食物。三者之中，粟（今名谷子、小米）又是重中之重。诗中提到的粟的次数最多，此外，“米”、“禾”等也可能是指粟。粟是一种耐旱作物，适宜在山区雨水较少，且耕作粗放的条件下种植，这也就是畬田以粟为主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芋和姜等块根作物也是畬民种植的作物之一，这和许多山地民族是一样的。[18]
从范成大《劳畬耕·并序》来看，畬田上所种之作物皆为旱地作物，而不包括秔稻，甚至畬民一生也不知粳稻为何物。王禹偁“豆萁禾穗满青山”诗句中的“禾穗”指的也是粟，因为王禹偁为北方人，北方人称粟为禾，而南方人才称稻为禾。在唐代白居易等人的诗中也是将畬田和稻田，水种和山田，水苗（稻）和畬粟分开来描述的。如，岑参《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元稹《大云寺二十韵》：“获稻禅衣卷，烧畬劫火焚”。白居易《赠友五首》：“畬田既慵斫，稻田亦懒耘”。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水苗泥易耨，畬粟灰难锄”。这种现象在近代仍然存在，如广西，将水稻田称为水田；旱地则称为畬地。[19]现今湖南一些地方仍然称水田为田，旱地为畬。
由此可见，畬田一般是不种稻的，但这里的稻指的是水稻，实际上，畬田虽不适合种植水稻，却可以种植旱稻，也即后来所说的“畬稻”。李德裕在岭南道中所看到的“五月畬田收火米”，据《本草纲目》解释：“西南夷亦有烧山地为畬田，种旱稻者，谓之火米。”今壮语中仍有称旱稻为“火米”的，其意之一为“地谷”或“旱田谷”，是相对水稻而言。据此有学者推测，从隋唐到宋元，广西耕畬种植的大部分应是稻谷。[20]畬稻又称“菱禾”。据《舆地纪胜》载：“菱禾，不知种之所自出自（后一自，疑为衍文），植于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粒粒粗粝，间有糯，亦可酿，但风味差，不醇。此本山客輋所种，今居民往往取其种而莳之。”[21]菱，即陵，与陆字意同。菱禾即陆稻，也即旱稻。
唐人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也有“火米带芒炊”一句，更证明火米是稻一类的作物，因为稻在古代又称“芒种”，即有芒之种。而且诗中还有“野莲侵稻陇”一句。不仅如此，“火米带芒炊”还告诉我们，当时稻谷未经脱壳便加工食用，这种食用方法很可能是类似于江南地区流行的“孛娄”和广东地区的“炮谷”[22]。爆孛娄和炮谷使用的就是未经脱壳的糯谷，而非已经脱壳的糯米。南宋范成大《吴郡志》提到：“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范成大“吴中节物诗”中也有“熬稃腷膊声”一句，自注云：“炒糯谷以卜，俗名孛罗，北人号糯米花。”据《武陵旧事》说：“吴俗每岁正月十四日，以糯米谷爆于釜中，名曰孛罗花，又名卜谷。”元娄元礼《田家五行》载：“雨水节，烧干镬，以糯稻爆之，谓之孛罗花，占稻色。”《广东新语》载：“广州之俗，岁终以烈火爆开糯谷，名曰炮谷。以为煎堆心馅。煎堆者，以糯粉为大小圆，入油煎之。”倘若如此，则所谓“火米”还可能是糯稻。正好明清时期的畬田所种之稻也以糯稻为多。
除种植旱地作物之外，畬民似乎还养殖了鸡、猪等家畜。所以能够用鸡豚招待远到而来的客人。至今每逢农历七月初畲族还保留着“抢猪节”的习俗。采集和狩猎在畬民生活中还占有一定的比例。采集的对象主要有野生蜂蜜、食用菌和干果之类。唐贯休《深山逢老僧二首》就提到了这种生活：“山童貌顽名乞乞，放火烧畬采崖蜜。担头何物带山香，一箩白蕈一箩栗。”（《全唐诗》，9334）狩猎的对象则包括各种飞禽走兽。如，常建《空灵山应田叟》：“莫徭射禽兽”（《全唐诗》，1460）；杜甫《岁晏行》：“莫徭射雁鸣桑弓”（《全唐诗》，2382）；刘禹锡《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全唐诗》，3972）则完整地见证了一次莫徭狩猎的壮观场面，猎获的对象则有鹿、鵠、雉等。
三、唐宋时期的畬民与畬田民族
畬田虽然只是一种耕作方式，且这种耕作方式在许多民族（包括汉族）中都存在，仅以“畬”字为地名的地区就分布于闽西、赣东南和粤东南，以及广西阳朔、桂林，湖北新化、衡阳[23]等地。但唐宋时期有关畬田的史料中所反映出来的某些信息却与后来的畲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从畬田分布的地区来看，它和后来学术界许多人所持的畲族源于“武陵蛮”的观点在地理上是吻合的。武陵蛮居住在以古长沙国为中心的鄂、湘西一带，所以又称为长沙“五陵蛮”，而这一分布正好和唐宋时期的畬田分布是一致的。唐宋时期，畬田主要分布在上起三峡、经武陵，包括湘赣五岭以下，至于东南诸山地，以及两广地区。唐宋时期的畬田民族中，有一支称为莫徭（猺）。有认为，莫徭就是后来苗族的祖先。莫徭很早就居住在今湖南到四川一带，《梁书·张缵传》卷三四：“（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这与唐宋时期畬田的分布是一致的，但至少从唐代开始，莫徭即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有贸易上的联系，刘禹锡的“莫猺歌
”载：“莫猺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鲛人是神话传说中居于南海海底的怪人。晋代张华《博物志》载：“南海水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唐宋时期，漳州府所上“土贡”中就有“鲛鱼皮”一种，[24]这在其他府县的“土贡”中是不多见的。有迹象表明，莫徭在唐代即已进入福建。唐人顾况在一首“酬漳州张九使君”的诗中写道：“薜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全唐诗》，2937页）。而漳州正是后来畲族最大的聚居区。
畬田分布诗文
地区
作者
篇名
诗句
出处
安徽
贺铸
宿黄叶岭田家，己巳十一月乌江县赋
聚落荒山里，畬田岁不登。
庆湖遗老诗集，卷五
安徽
王安石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
火种又见无遗种
临川先生文集，卷二四
福建
贯休
怀武夷红石子二首
竹鞘畬刀缺，松枝猎箭牢。
全唐诗，9346页
福建
焚燎而种
宋史·吕惠卿传
福建
陈宗
题挐洋驿
畬田高下逐春耕，野水涓涓照眼明。
宋诗纪事补遗，卷二九
广东
祖士衡
向敏中（文简）神道碑铭
力（刀）耕火种，田农之利。
龙学文集，卷十五
广西
朱庆馀
送刘思复南河从军
蛮人独放畬田火，海兽群游落日波。
全唐诗，5895页
广西
陶弼
题阳朔县舍
畬田过雨小溪浑。
邕州小集
贵州
费冠卿
答萧建
畬田一片净，谷树万株浓。
5163
桂林
张孝祥
罢归呈同官
赋少畬田熟。
于湖集，卷八
湖北
白居易
和梦游春诗一百韵
马瘦畬田粟。
4856
湖南
刘长卿
赠元容州
湘山独种畬。
1534
湖南
柳宗元
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赠二君子
人归山倍畬。
3925
湖南
刘禹锡
武陵书怀五十韵
照山畬火动，踏月俚歌喧。
4087
湖南
张淏
云谷杂记
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灰，即灰种于其间。
引自《说郛》卷三十
湖南
章惇
开梅山歌
人家迤逦见板屋，火烧硗确多畬田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
湖南
刘宰
送魏华甫谪靖州
靖州风物最五溪，畬田岁入人不饥
漫堂文集，卷四
江南
白居易
和微之诗二十三首
水苗泥易耨，畬粟灰难锄。
4984
江西
白居易
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
泥秧水畦稻，灰种畬田粟。
4793
江西
张祜
江西道中作三首
烧畬残火色
5810
江西
贯休
秋末入匡山船行八首
野水畬田黑，荒汀独鸟痴。
9375
江西
蒋之奇
萍乡
耕锄兢畬田，鱼樵喧会市
蒋之翰、蒋之奇遗稿
江西
曾敏行
余乡人有烧畬于山岗。
独醒杂志，卷五
两湖
温庭筠
烧歌
……邻翁能楚言，倚插欲潸然。自言楚越俗，烧畬为早田。……
6709
岭南
李德裕
谪岭南道中
五月畬田收火米，
5397
陕西
王禹偁
畬田词，有序
上洛郡南六百里，属邑有丰阳（今陕西山阳县），上津（今湖北郧县西北），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
小畜集，卷八
四川
魏了翁
吴猎行状
刀耕火种裁自给
鹤山集，卷八十九
四川
村民刀耕火种，所收不多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九
四川
耕山灰作土，散火满山卜龟雨
四川
韩缜
送周知监
火田租赋薄，盐井岁时丰。
宋诗纪事补遗，卷一九
四川
冯山
和子骏郎中文台
地接松扶绝塞边，星居人户种畬田
冯安岳集，卷一二
四川
岑参
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
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
2044
四川
杜甫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
斫畬应费日
2502 XE "分类"
四川
杜甫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烧畬度地偏。
2512
四川
刘禹锡
畬田行
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
3966
四川
元稹
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
田仰畬刀少用牛
4593
四川
白居易
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
漠漠烧畬烟
4798
四川
白居易
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
米涩畬田不解锄。
4869
四川
薛能
褒斜道中
畬田闲日自烧松。
6501
四川
薛能
西县途中二十韵
烟漫雨馀畬。
6500
四川
寇准
谁家几点畬田火，疑是残星挂远峰。
忠愍诗集，卷中
浙江
杨亿
贺再熟稻表
山越之鄉多乏膏腴之産，火耕水耨獲地利以甚微。
武夷新集，卷一二
其次，唐宋时期的畬田民族和后来的畲族一样也主要居住在山区。畲族之畬，又写作“輋”，反映的就是畬民居住的情况。根据20世纪50年代对于福建福安畲族的调查，福安畲族遍布全县的崇山峻岭中，村庄一般都在半山腰上，且分布极为分散，一个村庄一般都是几十户人家，聚居一百多户以上的不多见。
第三，从耕作方式来看，唐宋时期的畬民和后来的畬田民族一样，都是以畬田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朱庆馀有“蛮人独放畬田火”（《全唐诗》，5895页）的诗句，放火烧畬、刀耕火种是畬田民族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明清时期的畲族与之一脉相承。明万历进士谢肇淛游福建太姥山过湖坪时，目睹“畬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进爆如霹雳……回望十里为灰矣”，并写下“畬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25]。放火烧山的时间一般选择在春分以前，此时“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耘籽而获”[26]。屈大均《广东新语》：“澄海山中有輋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土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广东通志》：“畬蛮，以刀耕火种名者也。”《龙泉县志》：“畬音奢，火种也，民以畬名，其善田者也。”《天下郡国利病书》：“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其居息为輋，故称徭所止曰輋。”这样的例子很多，此不一一。
第四，畲族从最早出现在汉文文献开始，其特点除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之外，就是“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27]说明畬民自古不受中央王朝控制，“莫猺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全唐诗》，3962页）。表现在于他们不向中央政府负担赋税和徭役。叙述畲族历史的《高皇歌》和《祖图》中多次提到了畲族耕种山田不纳税的情况，《高皇歌》有：“好入潮州凤凰山，不用纳粮亦是闲；犁田三尺无粮纳，正是狗王子孙山”；“住了潮州已多年，自种山田无纳税”。《祖图》载：“我不要平洋田也”，“我要深山空谷居住，永远耕种”，“我免用纳粮供国”。“永免难役，系抚安乐，代代子孙不纳粮税，不与庶民交婚，无占庶民田土，只望青山，刀耕火种，自供口腹，及赐木驽游猎为生，仍有异记，名籍盘瓠原是。”有关史志也有畬民“不供徭赋”的记载。如《宋史·许应龙传》：“（宋）招捕司遣统领官齐敏率师自漳趋潮，截赣寇余党……距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洞僚所聚，丐耕土田，不输赋。”顺治《潮州府志·徭人来潮之始》曰：“凤凰山诸处畬，遁入山谷，不供徭赋”；同书《輋户、蛋户》载：“（輋户）不供赋也”；吴震方《岭南杂记》卷五亦载：“潮之西北山中有輋户者，依山而处”，“不供赋也。”檀萃《说蛮·五》说：“潮州山輋……不属官，不属峒”。这在宋诗中也有所反映，从宋诗来看，畬田的税收不是全无就是很轻，所以有“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28]的诗句，即使要象征性的收起税收，税收额也很小，“官输甚微。巫山民以收粟三百斛为率，则用三、四斛了二税。”税率不及百分之一，所谓又有“税亩不什一”的说法。[29]税率只有百分之一或稍多一点，和当时期盛行的什一之税相去甚远，故说“税亩不什一”[30]。所以张孝祥又有“赋少畬田热”的说法。或许正是由于畬民不向中央政府负担赋税和徭役，所以历史上又将其称之为“莫徭”，即不负担徭役之意。《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长沙郡又杂夷蜑，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畬田民族由于没有税收或者税收很轻，所以征税的依据，田亩的数量往往不被重视，每年开始畬田时，“但以百尺绳量之，曰某家今年种得若干索，以为田数。”所以有“山田不知畎亩”、“
各愿种成千百索”[31]之说。
第五，唐宋时期有关“畬田”的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特征也与后来畲族有相似之处。如唱山歌。畬民能歌善唱，在集体劳动中，他们总要借助于山歌来助兴，平日也是“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这也和后来的畲族有某些相似之处，山歌在畲族人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唱山歌。
从唐宋有关诗文的记载来看，莫猺畬民还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与汉语并不相通，当汉人向畬民问路时，总要遇到语言上的障碍，常建“空灵山应田叟”中有“泊舟问溪口，言语皆哑咬”的诗句。他们在劳作时，“鼓噪而作”，“援桴者，有勉励督课之语，若歌曲然”。汉人因不懂畬民的语言，便认为畬民所唱山歌是“空有歌声未有词”。畬民因刀耕火种的需要，畬刀是最重要的农具，畬刀也就成为畬民最为贵重的物品，而后世畲族也有“嫁女以刀斧赀送”的习俗。[32]
综上所述，畬田虽然是历史上许多农耕民族所共有的生产方式，但唐宋时期有关畬民的史料却与后来的畬田民族，特别是畲族，多有相似之处。
四、从畬田和经济重心南移看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
畬田刀耕火种，不仅对所砍伐的林木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而且由于火势难以控制，还会殃及四邻，破坏整个生态环境。刘禹锡《畬田行》诗中对畬田破坏环境是这样描述的：“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鑚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夜色不见山，孤明星汉间，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全唐诗》，3966页）从汉族地区来说，畬田对于环境的破坏作用至少在宋代已有深刻的认识。大中祥符四年，北宋政府对畬田做出规定：“火田之禁，着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畬田，并如乡土旧例，自馀焚烧野草，须十月後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33]虽然在法律上还允许火田的存在，但对火田的时间作出了规定，必须在十月收获以后才可以火田，这与畬民在春季放火烧畬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这个禁令除了说明，当时政府已经认识到畬田对于环境的破坏之外，对于一些名义上归其统治之下的一些畬田民族，并无行政约束力。
畬田对于环境的破坏，直接表现为土壤肥力的衰减和产量的下降。畬田最初多为处女地，一般比较肥沃，所以尽管耕作方式相对落后，经营也相当粗放，但首种当年产量却不低。唐宋时期的诗文中也多有反映。刘禹锡《畬田行》曰“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馀金。”张淏《云谷杂记》中也提到：“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灰，即灰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畬田的第二年产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杂草树木在经过头一年的砍烧之后，新生的杂草树木砍烧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在不费太多力气的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收成。王禹偁“畬田词二”提到：“莫言火种无多利，树种明年似乱麻。自注云：种谷之明年，自然生禾，山民获济。”[34]史书中就有畬田中嘉禾生的记载。[35]然而，进入第三个年头之后，产量就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被迫重新选择新的山地进行砍烧。因此，迁徙成为畬民生活的主题。王禹偁诗中“种了南山种北山”既是原始互助合作的表现，也是畬民在附近地区迁徙的反映。居住分散就是迁徙的结果。
唐宋时期，或许是在畬民居住的附近地区还有大量的处女地可供年年砍烧，所以迁徙的记载相对较少，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数百年的砍烧之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因此迁徙更为频繁。史志中有关畬民“随山种插，去瘠就腴”[36]的记载，俯拾即是。如《永春县志》：“耕山而食，率二三岁而徙”。《霞浦县志》：“耕山而食，去瘠就肥，率数岁而一徙”。《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畬民……随山迁移，种谷三年，土瘠辄弃之。”而随着迁徙频率的加大，范围的扩大，环境破坏的深度和广度也就越来越大。
唐宋以后，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个方面是，畬田民族出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压力，要不断地向外迁徙；另一方面，经济重心南移，畬民聚居地区外来人口不断增加，要不断地开辟新的耕地，对于畬田民族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结果是畬汉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紧密，冲突越来越频繁。据统计，从唐代中后期到明代中期，福建的泉、漳、汀、建四州的人口增长率大于1000%，[37]是当时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而正是这个地区出现了最早的所谓“畬民之乱”。
唐至明福建人口增长情况
唐
宋
元
明
福州
34084
75876
308529
595946
199694
94514
285265
建宁
22770
142774
197137
439677
127254
506926
122142
392468
泉州
23806
160295
255758
358874
89060
455545
41824
180813
漳州
5846
17940
11214
160566
21695
101306
49254
317650
汀州
4680
13702
150331
327880
41423
238127
43307
252871
延平
157089
297145
89825
435869
63584
236325
邵武
212951
558846
64127
248761
39644
132282
兴化
64887
148647
67739
352534
31687
180006
资料来源：[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二十，食货·户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389-399页。
至少自唐代开始，中原王朝就开始有意识地向畬田民族集居地区进行渗透，设州立县，开疆拓土。宋神宗熙宁五年章惇“开梅山”、“籍其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8]迫于外来的强大压力，一些畬民选择归抚，如南宋漳州“南畬上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39]；这些畬民成为了宋朝的臣民，宋末张世杰等领导的抗元战争中就有畬兵的加入。[40]元灭宋以后，曾在畬人集居的福建汀、漳州地区设立屯田，并将曾参与宋军抗元的畬兵余党编入军屯之中。[41]更多的畬民则选择了迁徙，明清时期，聚居于闽、浙、赣三省交界的畬民开始向外迁徙，逐渐向闽南、闽中、闽东、闽北、浙南、赣东北等地移动。迁徙又引发了新的冲突，冲突又导致被迫迁徙。据《游洋志》记载，明初畲族由汀、漳迁移到兴化（今莆田）山区，到明万历间该地区就发生了畬与汉民之间的冲突。有学者推测，畬人进入赣东北的时间当在明代中叶，而据《贵溪县志》卷五“武备”的记载，明正德、嘉靖年间，赣东北一带曾先后出现了王浩八、袁三等领导的爆动。畬汉冲突的最高点当为所谓的“王守仁的平畬之役”。因此，明代以后的畬民迁徙，其原因除了自身的生产方式之外，更与汉族的打压有关。“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嵮，平常攀越维艰者，畬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耨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42]畬民自己的史诗中就多次提到因受官府欺侮而迁徙的事，所谓“一路搬来都一样，官府欺侮住人难”。
前面说过，畬汉之冲突始于唐代，当初南迁的汉族人口还相对较少，畬汉的力量对比还不是太明显，处于势均力敌的阶段。因此，当汉人南迁到畬田民族人的领地时，遭到畬田民族人民的强烈抵制。遂有一系列的抵抗运动发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明代开始发生了变化。明朝不仅要平定畬民的所谓“叛乱”，更想根本解决畬民的问题，使他们成为明朝的编户齐民。[43]
经过多次的所谓“平畬”之役，明代以后，畬汉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汉民反客为主，汉民称畬民为“畬客”，畬人称汉人为“明家人”。在明朝以前，畬民是基本上不受汉族统治者管辖的，畬民“不入版图，无丁赋差役”[44]，“有国者以不治治之”[45]。明代以后，畬民则开始受到以汉族为主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此时的畲族已完全沦为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民族。汉族对于畲族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传说畬民曾只许在“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种地”，越过此限则被视为“盗耕”，或“霸耕”，如明正德中，广东畬民“盗耕”香山县南三灶禁地三百余顷。嘉靖十五年，又有一批畬民“霸耕”南三灶都里排的土地。更多的畬民出于无赖只得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沦为佃户。浙江处州府各地“佃田多是盘瓠种”[46]；福建建阳畬民“所耕田皆汉人业”[47]。然而，畬民并未就此屈服，他们“阳虽听招，阴实肆毒。”[48]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也会起来暴动和反抗。根据近人沈作乾对于汉畬相处情形的调查，汉人对于畬民一是蔑视，二是压迫，三是欺骗，四是奴役。而畬民对于汉人则一是尊崇，二是毒害。与此同时，畲族的农业文化也为汉族先进的农业文化所同化。因为畬民在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时，也不得不采用汉族先进的农耕方法。而汉族地主和官僚也有意识地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南宋真德秀在福州劝农时，就告诫当地百姓要在“勤于耕畬”之外，还要“勤于耘耔”、“勤修沟塍”、“勤于粪壤”，[49]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始畬田民族中扎根。就在不断的迁徙、冲突和融合过程中，畬田民族的农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1，牛耕代替刀耕。这从畬民结婚所送之礼物中便可见一般，畬民嫁娶时，多以农具礼物，起初是以刀耕火种农具刀斧做为礼物，如永春畲族“嫁女以刀斧赀送”，这种习俗一直保留下，据民国《德化县志》卷三，《风俗志》的记载，德化畬民仍有此俗，但随着畲族农业的汉化，婚姻嫁娶所送的嫁妆也发生了变化，如建德畲族“以犁、耙、蓑衣、刀、锄为嫁妆。”[50]景宁畲族嫁娶，“其聘资则定一十二金有五钱焉，其奁具则耒焉耜焉，而兹基焉”[51]。龙游畲族“奁具惟犁、锄、蓑衣数事”[52]。这种习俗一直保留到近代，据沈作乾《括苍畬民调查记》载：“招赘者，无亲迎礼，奁币悉农具，而服饰甚鲜。如犁、锄、耒、耜、蓑衣、水车等，皆为必需之品。富者益以牛。贫者缺焉。”
2，梯田代替畬田。由于畬田是一种很原始的山地利用形式,由于它顺坡而耕,又不设堤埂,加上刀耕火种对于植被的破坏，所以每当大雨倾注,山水就顺坡而下,冲走大量田土,水土流失严重。一般是二,三年之后,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种植了,而不得不另行开辟。由于畬田的保土蓄水能力很差，一般只能种植豆、麦、粟等旱地作物，产量也不高。梯田就是为了解决畬田的水土流失问题而出现的。它的出现为水稻上山提供了条件。所谓梯田,也就是在山区,丘陵区坡地上,筑坝平土,修成许多高低不等,形状不规则的半月型田块,上下相接,象阶梯一样,故名梯田。梯田和畬田的最大区别在于，梯田具有防止水土流失设施的堤埂。元《王祯农书》首次给出了架田的概念，并对梯田的修筑技术做了详细的记载。
畬田改梯田始于唐宋时期。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了他游历袁州(今江西宜春)时所看到的情景,“出庙三十里，至仰山，缘山腹乔松之磴甚危，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这也是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最早的“梯田”。但是在此之前的唐朝，仰山还是一处畬田之所[53]。也就是说，仰山一带的畬田是在唐宋之间发展为梯田的。虽然仰山的畬改梯田不一定与畬田民族有关，但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畬汉的接触越来越紧密，受汉族的影响畬田民族也开始将畬田改梯田，虽然畬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当作旱地（一称农地）保留下来，但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愈来愈小。根据50
年代对于福建省福安县畲族的调查，“畲族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二种，水田较农地为多。水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对宁德县南山、漈头和南岗三片畲族土地面积的调查显示，水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农地只占三分之一。广东省的畲族地区也有相同的情况。根据中共汕头地委统战部1955年对广东凤凰山区潮
安、饶平、丰顺三县畲族情况的调查。潮安县的山犁、碗窑、李工坑、黄竹洋，饶平县石鼓坪，丰顺县凤坪村的生产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水稻，旱地次之，还有砍柴，烧炭等副业生产。又据广东博罗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办公室1972年对博罗县横河公社嶂背大队畲族情况的调查，全队耕地面积有水田399亩，旱地25亩，合计424亩。
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的畬民开始对环境和土壤肥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维护。表现之一，在废弃的畬田上插竹。畬民“随地迁移而种谷，三年土瘠辄去，去则插竹偿之。”[54]表现之二，在正利用的梯田中使用“石粪”。“石粪”，是将一种青石，燔成灰，因灰有火气，施于田，使“田得其暖，阳气乃生”。屈大均的“畬民诗”云：“畬客石为田，田肥宜石粪，英州石太多，燔石无人问”。又云：“火烧土膏暖，阳气发畬田，尽斩阴阳木，斜禾种绝巅”[55]。这种石粪，疑为石灰，明清时期在南方稻区，石灰已广泛用以改造冷浸田。
3，水稻代替了陆稻。畬田改梯田的过程，也就是水稻代替陆稻的过程。明清以前，畬田所种之作物主要为粟、豆、麦、黍、稷、芋之类。即便有稻作，也惟有旱稻而已。明清时期出现了三种新的变化：一是明清以后，番薯和玉米开始成为新的主要作物。番薯是明万历年间，从海外分别传入福建和广东的。此二地正是畬民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番薯之广泛传播实有赖于畬民之辛勤劳作。公元1594年，福建发生饥荒，巡抚金学曾下令各地种植番薯，畬民在“近山之地，辄种薯芋，名曰开輋”。[56]番薯逐渐成为畬民的主粮。二是各地畬民还根据山区特点，经营各种经济作物，主要有香菇、蓝靛、茶叶，以及杉、竹等经济林木。三是水稻的出现。畬田上所种之作物，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稻。畬民所种之稻有水稻和旱稻之分。旱稻是畬田的产物，所以又称为畬稻。而水稻则是接受汉族水田农业的产物。明清时期，畲族分布比较集中的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区，都有畬稻的分布。
结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自身文化传统决定的，同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畬田民族来看，刀耕火种所致的民族迁徙必然会与周边民族发生冲突，即使没有经济重心的南移，畬田民族也会迟早与其它民族发生碰撞，只是经济重心的南移加速了这种碰撞的到来。
后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及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博士的帮助，在此致谢。
On She-Tian and
it’s related nationalities since Tang & Song Dynasties
Zeng xiongsheng
The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Science Academy, Beijing,
100010
Abstract:
The economical center of China had been shifted
to the south during the times of Tang & Song Dynasties（AD
618-1279）,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conflict was happened among the nationalities with different
agricultural pattern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nationalities of the slash
and burn cultivation and Han nationality of intensive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 China, which made the so-called SHE-TIAN (slash and burn
cultivation) that once occurred in the
ancient documents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16CBC-221BC)appeared on the stage again afte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This paper deal with the history of She-Tian and it’s
related nationalities, the main content included cultivation of She
Tian, it’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rops, the possibles relation of
She-Tian peoples and She nationality of modern times, and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She-Tian and it’s
peoples.it is suggested that shift of economical center enhanced the
clash and union of the wandering She-Tian peoples with his
neighbors,especially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Tang and Song She-tian (slash and burn cultivation) She-Tian peoples
shift of economical center to the south
[作者介绍]曾雄生，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
[1]
傅衣凌：《福建文化》第2卷第1期，1944年。
[2]
《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106页。
[3]
[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畬民》。
[4]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47页。
[5]
广东潮安县凤凰公社古坪村《兰氏祖图前言》。
[6]
《王阳明全集》，331页。
[7]
《王阳明全集》，350页。
[8]
《广东通志》119册，330卷，6－7页。
[9]
《广东通志》119册，330卷，20－21页。
[10]
周硕勋：《潮州府志》卷十二，《风俗》。
[11]
张士琏：雍正八年《海阳县志》卷八。
[12]
董作宾：《说畬》，《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4期，1926年。
[13]
李根蟠：《西周耕作制简论》，《文史》第十五辑，49-50页。
[14]《全唐诗》，第4729页。注：本文所引唐诗利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铎博士主持开发的《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http://chinese.pku.edu.cn/tang/。出处页码依据为《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下同）。
[15] 庾開府集箋註,卷四。
[16]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畲田词并序》。
[17] [宋]张淏：《云谷杂记》卷四。
[18]
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128-142。
[19]
《广西各县概况·农业》，民国二十二年（1933）。
[20]
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237。
[21]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二《梅州》。
[22]
游修龄：《中国稻作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258-259。
[23]
见傅衣凌：《福建畲姓考》，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等。
[24]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二十《食货·户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403页。
[25] 《太姥山志》卷中、卷下。
[26]
光绪《长汀县志》卷三十三《瑶民纪略》。
[27]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谕畬》。
[28]
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畬田词三》。
[29]
范成大：《石湖詩集》卷十六《劳畬耕·并序》。
[30]
范成大：《石湖詩集》卷十六《劳畬耕·并序》。
[31]
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畬田词一》。
[32]
道光《福建通志》卷二《风俗·永春》；《德化县志》卷三《风俗志》。
[33] 《宋史·食货志》。
[34] 王禹偁：《小畜集》卷八。
[35]
《旧唐书·五行志》载，元和七年十一月，龙州（今四川江油）武安川畲田中嘉禾生。
[36]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00，9。
[37] [美]彼得·J·戈雷斯：《宋代乡村的面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2期。
[38]
《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传》；参考饶宗頣：《畬瑶关系新证——暹罗《傜人文书》的《游梅山书》与宋代之开梅山》，《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25-33。
[39]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谕畬》。
[40] 《宋史·张世杰传》
[41] 《元史·兵志三》
[42]
胡先骕：《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畬客述略》，《科学》第7卷，第3期，1923年。
[43]
详见沈作乾：《畬民调查记》，《东方杂志》第21卷第7号，1924年。
[44] 同治十年《贵溪县志》卷十，《
杂类轶事》。
[45]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谕畬》。
[46]
光绪《处州府志》卷三十《诗篇》。
[47]
道光《建阳县志》卷二《畬民风俗》。
[48] 《王阳明全集》，325页。
[49]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十《福州劝农》。
[50]
民国《建德县志》卷三《风俗志》。
[51]
同治《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附畬民。
[52]
余绍宋：《龙游县志》卷二《地理考，风俗》。
[53]
仰山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是中国五大禅宗之一的沩仰宗发祥地。沩仰宗的创始人慧寂和尚，曾于唐会昌元年（841年），从湖南沩山来到仰山脚下，“创庵以居”。后于宣宗年间建“栖隐寺”，其时寺庙附近既无住户，也无粮田，乃是一片原始森林，和尚吃的主要靠烧畬种植旱粮作物。《大正新修大藏经》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师（慧寂）云：‘某甲在下面锄得一片畬下，得一箩种’，沩山（慧寂的师父）云：‘子今夏不虚过’……山僧与汝诸山说着：‘开得一片畬，绵绵密密，两顿粥饭，其道自办’”。也许慧寂和尚的这一片旱地正是在宋代开辟为梯田的，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梯田记载的地方。
[54] 《长汀县志》及《龙溪县志》有载。
[55] 《广东新语》卷五《石语》。
[56]
《（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