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格式：陆地. 马桶、管网和卫生间：近代上海粪秽处理方式的演变及其空间影响[J]. 时代建筑，2025（2）：54-61.
基金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选 [2023] 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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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开始，为了挽救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严重健康问题，部分欧洲官员开始对城市开展系统性的公共与个人卫生调查。这些调查揭示出疾病与缺乏排水、不干净供水、垃圾堆积而导致的肮脏环境之间的关联，[1]随即推动了一系列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行动。而在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市政机构管理者带着不同国度和民族各自流行的“卫生”理解[2]进行分治的同时，又互相竞争与合作，[3]涵盖传染病预防、公厕、医院、供水与污水系统建设、食品管理等诸多领域，在管理制度和设施建设上都取得了示范性的成就。[4–11]这些城市日常的卫生治理活动帮助孕育着那种包含国家权力、进步的科学标准、身体的清洁，以及种族健康的“卫生”思想。[12]1近代上海由此成为反思19—20世纪全球卫生改革与城市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独特案例。
若将近代上海的卫生改革简单归因于线性的进步逻辑，则可能忽视技术、社会与空间互动的复杂性。例如，公共租界虽在租界推广现代的市政基础设施，但其早期粪秽管理仍依赖传统的人工收集方式。[13]公共租界对前沿“卫生”设备的接受也并非顺理成章——1906年，工部局曾颁布条例禁止抽水马桶的使用，直到1915年才开始解除抽水马桶禁令并重新规划排污系统。[14]为什么租界曾沿用当地“传统”的人工收粪方式？为什么马桶这种“现代”事物在进入上海时一度被禁止？这些波折展现出超出“传统/现代”“中国/西方” “落后/先进”等二元理解的历史图景。因此，本文拟重新审视近代上海开埠以来随着粪秽处理方式的变化，卫生设备、管网、空间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
历史学界对近代上海粪秽处理问题的讨论已有一定积累。卢汉超在《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中关注城市中的普通人，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上海普通家庭“倒马桶”的日常生活。[15]178-179除上文提及众多公共租界的研究之外，牟振宇对开埠早期整体水环境治理还有法租界市政方面的整理贡献巨大。[16，17]在近代上海建筑史领域，张鹏曾梳理上海公共租界市政管理方面的内容。[18]209-216蒲仪军曾从建筑设备演进的角度对抽水马桶进行分析。[19]33-34，[20]近年来，又有较新的研究从卫生设备[21]及其广告[22]，科学、技术与社会[14，23，24]以及空间形态[25]的角度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2014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衍生出版物《建筑的元素》（Elements of Architecture）卫生间分册中曾收集大量世界不同地区卫生设备和管网技术的演化、生产过程、型号信息。[26]但洛朗·斯塔尔德（Laurent Stalder）所言可能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维度——不同建筑元素并不孤立存在，而是互相协调，在一个“组合体”（assemblage）中发生作用，[27]他所指导的19世纪末柏林供水基础设施研究处理了有关水的不同尺度规模技术之间关系的理解。[28]
从人工收集粪秽的木制马桶，到引入新式抽水马桶并推动公共租界污水管网系统的建立，再到标准化卫生间在上海高层甚至住宅类建筑中的出现——采用一种外来的技术环境（technical milieu）和现存的地理环境（geographical milieu）[29]55互相作用的视角，本文希望重点关注这些不同尺度的“元素”是如何适应、重塑地方环境，并参与近代上海“卫生/不卫生”空间秩序的构建。
1 粪便与水的纽带
1.1 “木制马桶”①与城乡联结的粪秽循环
“惜粪如惜金”，利用人粪作为肥料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特点。至少从明朝开始，江南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地主商人迁出农村进入市镇与县城府城，[30]545-547逐渐发展出一套来往城乡之间收集和贩卖粪便的商业性团体——城市中非农业居民的粪便经由挑粪工从各家各户的木制马桶收集，再经由长江下游密集的水网由船只运输、处理成废料，售卖到乡村滋养农田。[31]亚洲城市将人类粪便转化为重要的农业资源，而在欧洲城市这种情况在18世纪末之前十分少见。②[32]1893年，一位美国考古学家形象地描述了上海的粪秽收集过程（图1）：
1. 河道中的运输船
“一进入上海县城，会遇到一些用扁担挑着无盖木桶的人。他们是清除粪秽（Nightsoil）的人，在城市里有固定的活动路线。如果你跟着这些‘挑粪工’走，就会看到他们走到附近的运河岸边，把桶里的粪秽哗哗地倒入一条敞舱驳船或其他类型的船中。船装满后，这些粪秽将被拖到乡村的稻田里。”[33]4
上海大多数家庭都有大小不等的木桶用来收集粪秽，木制马桶通常放在房间的角落或者家具背后，有时楼梯下的空间也会被用作“马桶间”，[15]176清洗晾晒木制马桶构成当时上海城市居民重要的日常生活片段（图2）。流动的“粪头”利用河港，将收集的粪肥从上海贩运至乡村。[34]331农民可以从附近城镇的粪行中买到从城市运来的粪肥。[35]
2. 晾晒在室外的木制马桶
1.2 租界早期粪秽管理和供水排水建设
上海开埠后，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迅速。尤其在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大量中国人涌入租界，人口和住房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排水等健康设施的建设速度。原有城市空间中自然环境和居民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5]57卫生问题凸显，环境变得恶劣、肮脏、不健康。[36]95公共租界、法租界先后成立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公董局（Conseil 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à Shanghai）着手进行更加系统的市政治理。
（1）沿用人工粪秽收集
基于当时欧洲流行的传统医疗学说，许多外国人对耕地上施用人类粪便的做法感到不适，因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疑似传播疾病的“瘴气”。[9]34基于更系统管理租界环境卫生[5]70和节约财政支出、收取可观承包费[13]的考虑，从1867年开始，公共租界市政当局与粪秽承包商结成利益共同体，由市政专员负责招标管理；后来法租界公董局也出让了清理粪秽专利权给地方组织，[37]359还有部分华人和外国地产主会自行与私人承包商签订除粪合同。[5]72就租界而言，这项方法在清理租界环境、为市政管理运营带来可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可以保证供应租界粮食的农村土壤的肥力。[38]189
（2）直接排污至河道
19世纪60年代，租界市政部门开始通过建立良好的排水系统、修整良好的道路以改善上海拥挤肮脏的城市环境，[39]最早他们利用简易明沟用于排泄雨水，后来逐渐开始制定更加系统的下水道计划。[5]59-60这是一种简易的雨污合流系统：公共租界将污水和雨水一起借助地势，由南北向的主管道流向东西向的河道如洋泾浜或苏州河（图3），最终排入黄浦江。[40]法租界范围的临江面狭窄，相对公共租界而言，排向黄浦江的下水道出口非常有限。[41]382
3. 1868年英国租界排水规划主管及排水方向示意
（3）从黄浦江取水饮用
在重新组织的排水系统将生活污水和雨水不断排入河流时，上海本地居民依然沿袭传统，在早晚潮汐时从自然河流中打水饮用。直接饮用河水可能导致租界的外国人染上恶性疾病。市政防火需求与传染病卫生防治的迫切性，共同推动了对自来水供应相关事宜的关注，[18]174 1883年，上海自来水公司考虑到经济成本，在离市中心不远的杨树浦地区择址开业，直接从涨潮的黄浦江中取水，进行过滤净化。这个位置选择反而成为后来阻碍抽水马桶在公共租界普及的因素之一（将在后文详叙）。1902年，法租界和华界分别兴建自来水厂，从市中心上游的董家渡地区取水；1911年，闸北自来水厂开始供水。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可以看到电缆、供水管道和下水管道同时在租界主干道下运作（图4）。
4. 法租界供水管道、下水道与道路关系
1.3 规范木马桶的使用
雇佣中国人清理垃圾和粪秽的合同还在继续，这种临时合约期限从来不会超过三年。挑粪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溢出污秽、臭气给外国居民带来烦恼。 ③租界市政机构逐渐地开始规范粪秽清运制度，[13，17]他们和承包清运的地方组织达成协议，详细规定运输的时间、路径限制：需要在清晨规定的时间之前完成清除工作，避免粪便的难闻气味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在居民生活之中。还强迫粪船安装更严密的木质舱板[42]712、规定木马桶重量和材质[43]453-454以避免粪秽在木桶、粪车、粪船的运输过程中洒出。
粪船一般在洋泾浜和苏州河中转，[42]712低潮季节船只无法自由移动，会聚集在河道上。[42]608“水”就这样作为支撑粪秽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媒介。但当自来水厂将河流中的水抽取、净化并通过管道引入家家户户，这种人工创造的“水”的流动性给住户提供了一种新的处置人类粪便的可能——用水冲走。少量公共建筑和私宅中开始使用抽水马桶。根据蒲仪军所引《上海新报》1866年刊载的介绍马桶的文章，这些较早进入上海的抽水马桶技术应该为18世纪末亚历山大·卡明斯（Alexander Cummings）发明，约瑟夫·布拉马(Joseph Bramah)调整的铰链阀马桶影响下的产物 ④[44]63——升降手柄同时打开阀门，将水释放到座盆中。所有的机械金属部件都隐藏在一个木头柜中（图5）。[26]44
5. 1866年的《上海新报》所介绍的早期进入上海的抽水马桶
部分原应运往乡间的人类粪便由抽水马桶直接冲入河道，但城市现有的排水设施却完全无法承载含有固体粪便的多余污水。粪秽得不到清理，横流在排水沟和河道中，会带来巨大的健康风险。[45]于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在1883年的会议上开始讨论禁止将抽水马桶产生的污水排入市政阴沟内。[46]516这项规定收效甚微，要阻止私人地产使用很困难，少数用户自行配备了污水池 ⑤（cesspool），清理和维护仍然离不开挑粪工的劳动。[14]
2 重塑空间秩序的“抽水马桶”
2.1 抽水马桶与现存供水排水系统的矛盾
上海人口继续迅猛增长，产生的粪尿也不断通过内河船输送至乡村。1908年，上海租界一年有七八万吨的人粪收集量。[34]330同时，租界市政会议中需要就抽水马桶申请一事一议。这些申请主要集中在饭店、学校、俱乐部等人员密集场所，如上海总会、汇中饭店 ⑥等。 1906年，《社交上海》刊载了美国司旦达（Standard）卫浴的产品广告，表明19世纪末美式紧凑型布局卫生间的部分设备已有能力进口至上海。广告中采用了无阀水箱、“S”型虹吸管和瓷器便盆设计，浴缸、洗手池和抽水马桶被压缩到一个极小的空间内（图6）。 ⑦[44]74不过，这种广告视觉效果和上海当时真正的空间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同期酒店客房的资料显示，浴缸和冷热水供应很常见，[47]22，[48]59似乎还是较难看到马桶的影子（图7）。
6. 1906年的卫生设备广告
7. 1911年的客利饭店浴室
20世纪初开始，工部局工务处戈弗雷（C. H. Godfrey）和卫生处官员史丹利（Arthur Stanley）均呼吁反对抽水马桶。就成本而言，粪秽处置所获得收入在工部局卫生处的财政收入中占比巨大，[49]建设污水系统又需要巨大投资。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共租界现存供排水体系和抽水马桶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空间矛盾——现有主要用来排泄雨水的管道不足以支持处理含有粪秽的污水，且公共租界的杨树浦自来水厂取水点位于黄浦江，正好在城市中心的下游，由抽水马桶排出的含有固体粪便的废水如果与黄浦江的饮用水源混淆，会带来巨大的传染病风险（图8）。取水点位于黄浦江上游的法租界和南市相对来说没有如此大的困扰。
8. 城市中心与自来水站位置、河流方向的关系示意
2.2 构建新的人工污水循环
1906年开始，公共租界工部局在《西式建筑规则》第76条中直接禁止使用抽水马桶，通知法租界后，公董局方面也表示将跟进，自来水公司有权拒绝向所有安装抽水马桶的房屋供水。[50]648但马桶的申请还是源源不断，这一新规得不到很严格的执行，导致很多情况下抽水马桶的污水继续排入河流中。[51]170
要超越眼前的市政利益，推动规则的改变，还要等到其他资本力量的介入。1915年，麦克贝恩公司投资兴建麦边大楼（图9）（后又名亚细亚大楼，今延安东路2号），在申请安装抽水马桶遭到拒绝后，他们将工部局告到会审公廨。主要理由在于，这栋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要专门雇佣几十名挑粪工甚至配备专用楼梯用来运输秽物，并不现实还存在交叉污染风险。[14]容纳市中心高密度人口的高层建筑需要更有效率的污水处理技术。马桶禁令在一个由地产商、市政管理部门和粪秽清理产业维持的城市污水承载力互相平衡的临界点产生了动摇。最终，会审公廨裁决工部局无权禁止抽水马桶。麦边大楼最终设有若干包含马桶的卫生间。[52]地产商通过诉讼倒逼市政政策调整后，工部局在当年的公报中开始着手制定安装抽水马桶必须要遵守的技术要求、图纸，以及各类污水管的材料做法。[19]119
9. 亚细亚大楼（左一）及室内外国人厕所布置
禁令解除后，根据工部局官方统计，1916年至1919年，抽水马桶数量从不到300只迅速增加到1 000只以上（图10）。含有固体粪便的污水排放至河道无法避免，当时临时的解决方案是污水池或化粪池 ⑧（septic tanks, fosses septiques）。191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请英国生物化学家吉尔伯特·约翰·富勒（Gilbert John Fowler） ⑨解决上海的水污染问题。英国技术专家为租界带来了最前沿的技术知识，他说服工部局不再考虑短期的成本，而是将目光放到未来几十年的需求。富勒提议为抽水马桶建设一个单独的污水系统，这个新系统的设计考虑到上海平坦地形和长三角地区城乡粪秽循环的需求——采用活性淤泥法⑩[14，24]将粪秽净化，沉淀下的污泥在工程师的设想中可以作为肥料售卖给粪秽承包商，继续供养过去粪肥浇灌的土地，无污染的污水可以直接排放到河流中。[53]129A另外，为了克服上海地势低洼的情况，中途需设置泵站将水提升到一定高度，[25]再利用下水管道较大的倾斜角度使含有固体粪便的污水顺着重力流动。
10. 公共租界1917—1919年抽水马桶使用数量统计
1921年开始，公共租界相继建立了北区、东区、西区污水处理所；1927年，整个公共租界的污水处理系统基本形成（图11）。一旦入户管道开始正常工作，工部局将停止原本的人工粪秽清理业务，[25]限制任何其他的粪秽处理方式，居民只能选择用抽水马桶将粪秽冲入污水管道中。
11. 1930年公共租界污水管网分布图
2.3 20世纪20年代后期城市中混杂的粪秽解决方案
相对于化粪池系统，一个带有净化装置的污水系统能更加高效地处理抽水马桶的污水。这是一种特殊的雨污不完全分流制：雨水和其他不甚污浊的水经由最近的公共排水管道汇集流入最近的河浜，抽水马桶排出的污水则通过污水管收集最终纳入污水处理厂。[18]210法租界与华界延续雨污合流模式。由于法租界地理条件受限（临江排水口稀少）且分流制成本高昂，公董局最终决定维持现状，[41]382只是要求抽水马桶排出的污水需要导入到化粪池，通过过滤再排入公共沟渠或下水道中。[54]639由法国技术专家参考巴黎的城市状况制定[55]31的化粪池管理条例和构造规则 ⑪[54]900-905只在西式建筑中强制使用，由于在中式建筑中推广困难，[41]176华人可以继续使用木制马桶。
上海自此形成了人工收集、排水沟、污水管网、污水池、化粪池等污水解决方案共存的空间局面。不管化粪池还是污水系统都不负责生活或厨房污水，而是专门处理抽水马桶产生的污水。污水、供水管网的分布并不均匀。在资本力量最集中、人口最密集的公共租界中区，众多洋行、办公楼率先安装抽水马桶（图12），当然会较早开始配备供水和污水两套处理系统（图13）。公共租界部分地区外的大部分地方还是雨污合流，法租界和华界部分房屋一般会采用化粪池。大部分普通的中国居民无力负担装修卫生间和下水道，于是粪秽承包商继续在污水处理设施尚未起效的城市空间间隙发挥作用。
12. 1919年城市核心区抽水马桶分布统计
13. 1920年公共租界中区污水管网设计
3 房屋卫生间的专门化
3.1 想象卫生间的构成
20世纪20年代开始，依托着逐步成熟的几种污水解决方案，抽水马桶进口量激增。大众报刊杂志中卫生设备广告频繁出现，主要以英国产品和美国产品为主。比较常见的是慎昌洋行（Andersen Meyer & Co. Ltd.）代理的美国产品科勒（Kohler） [56]202，还有曾由美生洋行（Berelsom & Company, J. B.）和慎昌洋行先后代理的美国产品司旦达。国产制造业崛起后，有唐山启新瓷厂（原名为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益丰搪瓷公司等。[57]
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曾描述浴室设备各种各样的形态在20世纪初所最终达成的标准化，[58]698-699但一些包含抽水马桶的标准化卫生间平面方案似乎直接展示给了更多的上海公众。拥有抽水马桶是一小部分人享受的便利，以至于认识和拥有抽水马桶可以成为上海精英阶层优越感的来源。[59]126一些广告呈现客人被主人自豪地邀请到包含有抽水马桶、洗手池和浴缸的标准三件套式卫生间中参观（图14）。这种紧凑型的美式卫生间终于开始在上海逐渐大量推广并实现了，配备这三件套的空间在上海俗称“大卫生”，如果只有洗手池、抽水马桶则被称为“小卫生”。[60]
14. 1930年的卫生设备广告
3.2 找到卫生间的位置
上海开埠以前的中国传统住宅并无专门的卫生间设置，上海公共租界市政规则 ⑫对“空气”的有关规定深刻地影响了卫生间在许多建筑中的位置抉择。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人观念中对污浊气体与疾病相联系的恐惧，当时的一些英国住宅一般会将卫生间通过交叉通风与主楼隔开，或者放置在院落角落，一般靠房屋下风向（图15）。19世纪中叶的英国文献表明，将抽水马桶单独放置在靠外墙的房间依然是最佳选择。[61]154只有这样，才能利用窗户的自然通风带走臭气。
15. 英国社会住宅平面中的卫生间
卫生间是这样一个需要以一些手段排除在外，但又不得不和房屋相连的场所——这些和马桶位置有关的知识随着英帝国殖民扩张而带到各地的规定中。1905年的香港《公共卫生与建筑物条例》修正案第157条显示，卫生间需要有合适的开口进行外部通风。[62]49学习香港现有的条例，1917年开始生效的公共租界《新中式建筑规则》条例继续延续这一态度，第12条规定卫生间与小便池需“与外面空气流通适当之通气洞”⑬[54]873；第8条规定卫生间及相连之空地地面的材料做法，如天井、后天井，或排放污水之处均需铺上不渗水材料如水泥混凝土、花岗石块、圆石等。[54]872 1917年，公共租界工务处工程师戈弗雷在建筑规则的备忘录中将这种卫生间臭味和污水与房屋主要使用空间的“分离”解释得更加详细——每个安置马桶的房间墙体都至少需要有一面是外墙，这样才可以保证开窗通风，也可以将水管接到建筑外，保证地下管道连接的同时，直接在建筑外部解决污水。[63]流动的空气和不透水表面的规定塑造了一种“分离”标准——将“清洁”的室内房间与粪便的气味以及运输污水的管道隔离开来。
20世纪20年代，新式里弄住宅逐渐增多，它们在有限空间里综合了江南地方传统住宅空间秩序与现行的市政建筑规则，并配备了现代化的卫生设施。观察若干新式里弄平面，卫生设备占据的空间基本都靠近天井、院落、外墙处（图16）。有的新式里弄住宅标准较低，抽水马桶一般设置在靠近天井侧的楼梯下方。[64]37如果安排配有抽水马桶、洗手池、浴缸三件套的“大卫生”，一般会设置在二楼，位于房屋纵深方向靠后位置、流线的尽端，如后天井或后外墙的位置。为了防水，早期新式里弄常用木格栅支撑水泥煤屑混凝土楼板（又称夹砂楼板）。[64]57
16. 新式里弄中的卫生间示意
在办公楼、旅馆、公寓等多层、高层建筑中，卫生间临近外墙，通过外墙污水管排污的方式非常常见，如光陆大楼（Capitol Building，1928年）、沙逊大厦华懋饭店（Cathay Hotel，1929年）等（图17、图18）。采用内排污手段的卫生间位置更灵活。如武康大楼（Normandie Apartments，1924年）通过通风井和引窗的设置，[65]152使一些卫生间可以放置在靠近走廊处，无需占据采光面。联华公寓（Avenue Apartments，1931年）的卫生间通过小天井采光和换气，[65]32但这种设计手法可能仅限于层数不高的建筑。更晚些时候，一些高层大楼会直接使用管道井，如1934年建成的上海国际饭店大厦（Park Hotel，图19，图中标注的“P.S.”为管道井）和上海大厦（Broadway Mansions，又名百老汇大厦）。
17. 光陆大楼抽水马桶大样
18. 沿外墙排放污水的卫生间布置
19. 国际饭店平面中的卫生间
管道在建筑内重新组织空气和污水的流动，而不一定依赖外墙开口提供的“新鲜空气”（external air）。基于这样的条件，1936年《中国建筑》杂志上，华人建筑师李英年甚至批评过去众多外国人设计的弄堂都将卫生间放置在前后部，他认为可以想其他办法，暗示利用其他手段改善通风，将卫生间放在住宅平面中部。[19]61
3.3 维持污水的循环
在一些设计努力将容纳抽水马桶的空间，以及冲走粪秽时产生的气味和污水排除在使用者视线外时，不要忽略抽水马桶排出的污水最终还是需要被纳入一个日常生活“不可见”的市政系统中。在污水管网已经建设完成的位置，一些原本没有卫生间的建筑可以申请单独进行卫生间的改建加建，例如西区污水厂可以覆盖的公共租界西区（图20）。在一些管网尚未到达的位置，例如位于公共租界北部越界筑路地带的大陆新村，因并未连接公共污水管网，采用的依然是化粪池系统。
20. 申请安装抽水马桶图
卫生器具及管道等不在当时营造商的房屋建造承包范围内，抽水马桶、水龙头等洁具，以及自来水管的整体设计，需要委托专门的“卫生工程师”承办。[54]482如大陆新村当时委托大陆银行建筑科建筑师罗邦杰负责监造卫生系统，他依照地方卫生和自来水公司规定给出一整套管道系统和卫生设备的解决方案说明，对供水、污水，还有埋入地下处理抽水马桶污水的管道的尺寸、材料都做了详细的设计。用于处理抽水马桶污水的为粪管（Soil Pipe），用于处理抽水马桶以外污水的为废水管（Waste Pipe）[66]30，供水须有回线（Return line）以保证热水的流动。
这整套污水处理系统是单独为抽水马桶产生的污水而设计，和生活废水、雨水的污水的系统分离。[20，67]卫生间相关的位置、管线都要递交图纸，经过市政部门审核，[66]30并且需要告知供水公司，不得违背有关规定。[68]55实际施工需要委托专门的卫生承包商 ⑭来单独安装——1933年，工部局工务处与英商上海自来水用具有限公司（Shanghai Waterworks Fittings Co. Ltd.）来往信件，就上海大厦抽水马桶与小便池的独立安装计划进行沟通。[69]
不管是接合到污水处理系统构建城市粪秽污水循环，还是连接至化粪池的独立污水区域循环，当公共的管道从室外穿过墙壁，进入建筑物，到达抽水马桶，它们在居住者看不见的地方创造并维持着一种公共市政管理与个人排泄隐私之间的秩序平衡。这一人工粪秽处理系统的平衡由城市中不同尺度的污水管网、卫生设备等技术物，以及它们相关的机构、专家、制度来共同创造和维护。为了支撑卫生间的运转，卫生工程师需要因地制宜地考虑基地的技术与环境情况来构想这套循环。
4 结论与讨论
如果说罗芙芸在《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一书中借天津这个曾拥有九国租界的“超殖民地”（hyper-colony）的日常统治来分析那种涉及公共卫生身体规范的“卫生”话语如何对城市景观“可见”和“不可见”的要素进行区分，[12]207-238那么上海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人社会之间围绕粪秽处理的漫长的冲突、合作与建设过程，则能充分展示马桶、污水管网与建筑空间如何在日常社会治理过程中参与这种区分，介入并改变原有的城乡粪秽循环模式，建立一种全新的由水、粪便、抽水马桶、管道和卫生间组成的多元的“卫生”秩序。这些技术物的参与使得“卫生”通过话语传递到政治和文化空间的说法变得更加复杂。
19世纪末，少部分租界居民开始使用抽水马桶。我们可以将抽水马桶看作是一种外来的“迁移”的技术物品（travelling technical objects） ⑮，它依托公共租界（率先于上海其他区域建立的）自来水循环被引入上海。不同于传统城乡之间的人工粪秽循环，抽水马桶背后所附着的新的技术和环境知识定义了一种水与粪秽之间的新关系：用水将粪秽冲走。然而，其排出的携带粪秽的污水与城市现有的供水排水秩序产生矛盾，导致1906年马桶禁令的产生。转折出现在1915年，麦克贝恩公司因传统粪秽处理方式难以满足高层建筑需求，通过法律手段推动工部局对抽水马桶政策进行修改，市政官员不得不寻找一套新的制度和技术设施处理含粪秽的污水。
一套为处理抽水马桶污水单独设置的污水系统开启了上海公共租界部分地区的机械污水循环。这套系统利用局部的泵站，确保在上海平坦的地形上将污水运输至污水净化厂。当地下污水管网逐渐开始在城市中蔓延，更有效率的污水系统支撑起更多的卫生间安装申请。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分布的不均匀支撑着外国人和中国人，中国精英和普通人之间不平等的差异化需求，是否拥有更现代的、配备卫生间的居住空间体验同时也暗示着一种社会区隔。
拥有“卫生间”看似是私密的需求，却依然依赖公共机构来投资维护，受到一套隐形的市政规则控制。租界市政部门所设置的关于“空气”“不透水表面”等因素的标准和技术规定，帮助在物理意义上分离了房屋主要使用空间和卫生间的污水和臭气，间接决定着卫生间的位置。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上海大量建造的一些新式里弄或多层公寓中，出现了较为多元的卫生间和天井、院落的组合方式。20世纪30年代以后，部分上海高层建筑采用内排污方式，卫生间可以无需贴近外墙通风与排污，但布局更加标准化。实际建造中，卫生间的相关技术细节需要独立由“卫生工程师”设计，他们设计出的回路埋藏在墙内、地下，让建筑与更大区域范围的城市污水循环进行连接。
木马桶、抽水马桶、化粪池、污水池、污水管网及净化系统，在20世纪上半叶共同存在于上海的城市空间中发挥作用。其中呈现出若干不同的管道、马桶还有卫生间之间的配置关系：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局部地区专门针对抽水马桶污水设置污水净化系统，活性污泥法所沉淀出的污泥按照当时设想可以适应地方传统，继续为上海周边乡村提供肥料；法租界区域受限于区域排水系统和资金成本问题，选择采用化粪池系统，雇佣人力定期清理；在华界区域，绝大多数居民依然依赖人工粪秽处理，只需要定时清理房屋角落的木马桶。
这些不同尺度规模的技术，改造和适应了地方环境，并处理了当时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差异。在当代，铺设给排水管道，并为居民配备标准化的卫生间设备似乎是城乡建设时不假思索的选择，但如何协调技术标准化与地方特殊情况，通过技术创新为居民提供舒适卫生且高品质的如厕空间，并实现废物更有效的资源化，也许是这段历史能提供的侧面启示。目前在上海部分老旧小区开展对于手拎马桶的攻坚改造时，由于管道建设的困难，采用一些如上排式、真空马桶的新式马桶技术尝试，未尝不是在现有空间中重新协调卫生设备、建筑空间与市政系统关系的一种手段。这段马桶、管网和卫生间互动的历史，也是帮助我们思考建成环境中的若干要素如何参与现代城市治理复杂过程的历史。
（感谢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gta）教授洛朗·斯塔尔德（Laurent Stalder）在“现代性事物”（Things of Modernity）研讨课上提供的意见，以及博士后、讲师安德烈亚斯·卡尔帕奇（Andreas Kalpakci）提供的相关文献支持。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华霞虹教授，博士研究生王雨林、檀烨、孙博超、贾兴周，硕士研究生李家鑫、赵菡，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唐俊谊老师，莱顿大学博士后王正丰提供的资料帮助。）
注释：
① 本文所使用一系列术语所对应的上海外文文献原文：木制马桶（wooden buckets, nightsoil buckets, chaises percées）；抽水马桶 （water-closets, fushirg toilets，chasses d'eau）；供水（water supply, service des eaux）；自来水公司 （water works）；排水管/下水道 （drainage, drain）；污水系统 （sewage system, tout-à-l'égout）；污水（sewage, égout）；挑粪工 （coolies, entrepreneur des vidanges）；粪秽（nightsoil, vidange）；厕所/卫生间 lavatory, toilet, toilette） 。
② 16—18世纪，在大多数欧洲城市，垃圾和粪便被视为无用之物，将人粪用作肥料的做法非常少。事实上，欧洲在19世纪学习东亚利用城市污水作为农业用肥、从废物中获得收益的趋势，和化肥革命发生在同时。当时欧洲家居摆设中常见便壶的存在，也有不少对东亚社会粪便流通与循环方式表达赞赏的声音。这可能会不太符合那种通常追溯19世纪英国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的公共卫生改革，或约翰·斯诺（John Snow）发现水与疾病传播的关系并开始建造下水道的常见公共卫生史叙述。
③ 在19世纪末的《工部局公报》（The Municipal Gazette）中，可以不断看到外国人写信投诉粪秽处理过程的时间、空间路径、使用工具，并表达对疾病的担忧。
④ 后来这项技术得到很多修正，如装有铰链的活板、水压机、安全锁等，但基本原理为19世纪的各类抽水马桶所沿用。
⑤ 污水池一般多用砖砌，污水沿池壁空隙缓缓渗入四周土壤，留下粪渣定期人工清除。
⑥ 根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1905年，玛礼孙洋行汇中饭店、圣芳济学堂申请安装抽水马桶。1908年11月，上海总会承认安装抽水马桶多年。不过大部分抽水马桶的申请会被拒绝。
⑦ 广告中的马桶采用了19世纪乔治·詹宁斯（George Jennings）发明的虹吸管和托马斯·克拉普尔（Thomas Crapper）发明的可拉开无阀水箱的链条，还有托马斯·杜艾福（Thomas Twyford）开启的用瓷器包裹金属部件的做法。托马斯·马多克（Thomas Maddock）是发明瓷制马桶的第一个美国人。司旦达的原广告实际还配有一个美国式“紧凑型卫生间”的平面布局，不过在当时上海的大部分建筑中还不具备条件实施。
⑧ 化粪池技术在19世纪末的英国开始流行，在20世纪初流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和污水池的原理不同，化粪池内部通过各种格挡与分层将经过厌氧分解后的污泥和清水分离,清水通过管道直接流入土壤，污泥则经过一段时间沉积之后再人工清除。在决定采用活性污泥法解决污水之前，工部局内部关于化粪池效用的争论持续了两年，限于篇幅此处不作具体说明。化粪池在法租界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推广，1914年开始，法租界公董局统一了化粪池的若干构造规则。
⑨ 吉尔伯特·约翰·富勒（Gilbert John Fowler，1868—1953年）是一位英国生物化学家，曾主要在英国和印度从事污染、分解和污水处理的工作。他设计了一种保留污泥的曝气系统并引入了活性污泥的想法，受到世界各地城市的追捧，包括纽约、上海、开罗和加尔各答。
⑩ 活性污泥法于1912年发明，1914年第一座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厂在英国曼彻斯特建立。首次在中国国内使用是在上海。富勒还曾考虑过利用黄浦江潮汐效应进行间歇性供水和排水，但是在调查后他发现，退潮后黄浦江的污水扩散能力无法在涨潮之前将污水完全排放干净。因此他改变想法，建议工部局建立一套独立的污水管网用来输送含有固体物质的污水。
⑪与公共租界类似，参与法租界化粪池决策的主要也是一些市政当局的工程师、医生、卫生官。据1914年公董局年报，参与化粪池规范讨论的有公董局医生弗里松（Fresson） 和佩莱（Pellet）博士。他们提出上海应该制定与巴黎类似的市政现行法规。
⑫公共租界建筑规则的颁布相对较早，对其他区域具有示范效应。公共租界建筑规则的中文版本后来直接为华人建筑师、营造商所学习，所以对华界产生较大影响。目前笔者暂未发现法租界建筑规则中明确关于抽水马桶所在空间的要求，法租界建筑规则中主要对化粪池的标准有较为详细的规定。
⑬此处引用的是流传的中文版本，英文原文为“have sufficient ventilation into the outside air and shall neither ventilate or open into any building”。
⑭以《建筑月刊》的广告为例，20世纪30年代可以在华人建筑专业期刊上号称有能力提供或承包“卫生”工程的有新申卫生工程行（New Shanghai Heating & Plumbing Co.）、洁丽工程公司、美益水电工程行、毛荣记水电公司、顾发利洋行、光明水电工程有限公司、琅记营业工程行等等，这反应了华人世界的巨大建设需求。据广告所言，这些公司会配备掌握“暖气”“卫生”“冷气”“水电”知识的专家来设计设备系统。
⑮作者提到的此概念是化用了卢端芳提出的“迁移的城市形态”（travelling urban form），见 LU D. Travelling urban form: the neighbourhood unit in China[J]. Planning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06, 21(4): 369–392.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