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读书学习，似乎是一种苦差事。古人为学却不然。儒家为学之道，讲究学而能乐。这个“乐学”的观念，对于我们理解学习的目的和教育的本质，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谈到儒家的乐学教育，我想从《论语》首章讲起，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乐学”的观念。儒家言为学之道，有“乐学”之说。《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朱子《集注》：“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又引程子云：“时复思绎，浹洽于中”。张轼谓“浹洽于中”，乃言学者义理贯通，故能有中心之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子和张轼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点：一是“涵泳熟习”，二是“义理周洽”，三是“实有诸己”。这个“义理”，不仅是嘴上说说而已，还要实有诸己，成为个体人格的内容或内在的要素。这样，才能油然生起中心之乐，学才能乐。乐学，一是说所乐在学，二是说学而能乐。
我们可以结合明儒王艮的《乐学歌》来理解这一点。王艮是阳明弟子，其《乐学歌》云：“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王艮在人心先天本具良知良能这样一个形上学的基础上，来理解“乐学”的意义。为学的目标，是自觉和呈现人心先天本具的良知。良知的呈现，使吾人剥落私欲之蔽，应事接物，从心所欲，处物为宜而与物无不通，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因而能有中心之乐。这个中心之乐，就是今人所说的幸福。“乐学”，是儒学一个内在的精神。
今人读书学习，将“学”单纯作知识技能义的理解，单纯做功利之用。孩子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一直读到博士，为的是获得知识技能，以备未来在社会上立足。其为学，非以自身为目的，而是一种功利性外在性的追求。这样追求和理解的“学”，只能是“苦”，而不能是“乐”。
《论语·学而》首章三句话，有内在的意义关联。学最终要达到“人不知而不愠”这样一个君子人格的完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讲的是人的生存和德性的修养。
第二，“游艺”。学所以能乐，乃因其展现着一种生命整体实现的历程，而非一种单纯的以知识技艺为内容的学。当然，孔子并不否定知识技艺。孔子博学多能，自称“好学”，但却不满意弟子仅把自己看作一个博学多识的人，而自谓“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孔子对知识技艺的看法和态度，可以用“游于艺”这句话来概括。
《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讲的是人的修养与知识技艺之间的关系。为学要达到悦、乐，首先要不断超越知识自身，即要超越对知识技能这种单纯功利性的态度。超越知识技能的第一步，是对知识技能本身发生兴趣。古希腊人很重视知识、技艺，由知识技艺产生对世界的好奇、惊异，因而发展出一种对“真理”本身的兴趣，一种知识论的建构和“爱智”的哲学传统。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论语·雍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而好之，类似于西方人的“爱智”。但是孔子并不到此为止，“好之”，仍有一个在外面的对象。“乐”，则是中心之“乐”，《孟子·离娄上》“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也，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第一个“乐”，是音乐之“乐”，“二者”，指“仁义”而言。乐与天地同和，直接感动人之善心亦即仁义之心。“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中心之乐油然而生而不可以为伪。此所谓好学、乐学，强调的是内心之乐。
西方的传统，是将知识技艺引向超越，指向一个知识论的系统。而在孔子看来，单纯的知识并不能达到真实。有时知识可能还会障蔽、遮蔽了人之存在的真实。因此，单纯学知识并不能完全达到真实，生命存在的真实，须通过教化教养的解蔽历程内在性地转出。这不是否定知识技艺，它涉及知识技艺与人格养成关系的问题。
儒家的学，当然包括知识技艺，但却以“成德”为第一位要务，而不重在单纯的认知。《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重学，在孔门中，孔子除自己之外，仅称颜回为“好学”。颜回的好学，就表现在“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修养不好的人总是迁怒，如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打老婆孩子，这就是“迁怒”。修养不够的人，心无所主，经不起外在的诱惑，所以常犯同样的错误，这叫做“贰过”。“不迁怒，不贰过”，乃是一种很高的德性成就。
孔子所谓“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一是德性的修养。孔子以六艺教弟子，六艺，就经典而言，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就技艺而言，即礼、乐、射、御、书、数，包括了今人所说的知识、技艺、经典、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相较于“文”的方面，“不迁怒，不贰过”的人格修养，孝、悌、忠、信的德性的成就，为“学”的核心内容。“学文”，则只是“行有余力”才做的事情。
同时，人的知识技艺，亦要经过相应的德性的奠基才能实现其本有的价值和本真的意义。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讲“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礼记·学记》也讲“大道不器”。“器”，即有特殊用途之物，这个杯子可以喝水，是“器”，某某人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也可以称作“器”。“君子不器”，并不是说君子不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人须有一技之长或专门的知识，才能在社会立足，现代社会更是如此，但却不能偏滞于此。这里关键在一个“游”字。“游”，就是为学要涵泳于“艺”，又不偏执于“艺”。知识技艺，既有专门科类之阈限，又是一种可以普及、可以重复的平均化的东西。“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者形上之称，却非抽象的实体，必须经由“德”“仁”的修养而构成为一种个性化的拥有。将普遍性、平均化的东西和个体的内在心灵生活相关联而融为一体，这样才会有兴趣和趣味发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与人之生命存在的一种内在的相关性。
生命的开始是整体性的，我们教孩子，讲究“寓教于乐”，小孩子的天性是游戏，在游戏里面学知识、技艺。孩子的学习代表着生命的自然，成人的学习则表现为一种文明的方式。后者采取了分化的路径，一方面是知识技艺，从整体的游戏和玩儿里面分离出来成为专业、成为“正经事”；成人也不能总干“正经事”，现代人也很讲究休闲，发明了很多游戏和玩儿的方式，来作为一种补充。但是，即便是这种补充，也呈现为一种分化样态。现代人已经搞不清楚，究竟工作学习是为了游戏休闲，还是游戏休闲是为了工作学习。过多的玩儿，好玩儿的人，我们会说他不务正业。工作惯了的人退休以后，常会感到无所适从。同时现在各种艺术、游戏的方式也完全成了专业，玩儿的好的人可以通过玩儿来发财。但是，这种玩法也有风险，搞不好可能连饭都吃不上。这些，都是生命整体分化对峙而互不相关的结果。
所以，表现整体生命的“学”，离不开“艺”，但又不能停留在“艺”上。“学”要保持住其生命整体的意义，才能有“乐”。一个有了生命安顿基础或真实信仰的人，他的现实生活才是具有立体性、累积性和成就感的生活。
第三，“上达”。《论语·学而》篇首章三句话，最后一句讲到为学的目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德性修养、人格的成就，最终要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孔子特别强调“下学而上达”，这就是知天道、通天人。
何谓“不知而不愠”？《论语·宪问》中记载，孔子感慨“莫我知也夫”，子贡问“何为其莫知子也”？孔子解释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怨天、不尤人”，就是“人不知而不愠”。孔子之所以能做到“人不我知”而不怨不尤，不愠不怒，独立不倚，遁世无闷，是因为他已“下学上达”，臻于与天相知的境界。要达到“道”的实现，要使“道”为吾人的存在奠基，那就必须要做到“下学而上达”。
孔子又讲“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小人将人生之事悉归诸功利的原则，这就是“下达”。“君子上达”，是要上达于天。上达于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才能具有一种“独”，就是独立的人格。儒家特别强调人格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强调为人要做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要做到“和而不同”，要“特立独行”。一个内心具有内在的信念或信仰的人，一个对形上之道或天命、天道具有内在敬畏的人，才可以不受外在环境的诱惑和左右，听凭自己内心的良知，对事情做出独立自由的决断，这就是“独”。王阳明说“良知即是独知”，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以遁世无闷，不见知于人而不愠，为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样一个境界的前提，就是学者为己，为仁由己。其最终的目标，是要由下学而上达，达到天人相通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乃能真正获得中心之乐或真正的幸福。
这样一种“乐学”的观念，体现了儒家教育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教育的本质，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