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这个模式无疑是成功的。
巨头企业纷纷入驻设立研发中心，一个高科技产业集群拔地而起。
然而，“密度”并不等同于“活力”，物理上的“拉郎配”，并不能保证化学上的“一见钟情”。
正如Portologics公司CEO崔亨哲（Hyoungchul Choi）所言：
“把所有公司都放在一起，协作当然更容易。但我们不应该夸大我们的全球影响力。硅谷不仅仅是密度——它建立在数十年的国际资本流动、冒险文化和吸引世界人才的能力之上。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京畿道城南市的板桥科技谷（Pangyo Techno Valley）“韩国的硅谷”
图片中可以看到安博士（Ahnlab）大楼
韩国京畿道板桥科技谷（Pangyo Techno Valley）园区地图
标注了园区内的主要公司和建筑
这种差距，首先体现在生态的构成上——
数据显示，板桥科技谷超过91.5%的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而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科技公司仅占3.6%。
也就是说，这里虽然有庞大的“群众基础”，
但缺乏真正能引领全球风向的“带头大哥”和那种由巨头裂变、孵化、收购所形成的复杂而动态的生态网络。
当政府的“输血”和政策红利边际效应递减时，“人造心脏”的供血能力便开始面临严峻考验。
江南的引力当“效率”败给“魅力”
更重要的是对人才的吸引力。
十年前，一个初创公司如果说自己的办公室在板桥，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在十年后的今天，当被问及为何搬回江南时，年轻的CEO们会回答得干脆利落： “
为了更容易地招人，也为了更容易地‘活下去’。”
这场“逃离”，
最重要的部分是一场关于“人”的争夺战。
人往高处走。
年轻的开发者、工程师们天然地被江南的都市气息所吸引。
如果你沿着 德黑兰路（Teheran Street）——首尔这条长约3.5公里，呈东西走向的科技主干道——走一圈，就会发现，这里密布着风投机构、初创公司和大型科技企业的办公室。一位创业者坦言： “为了招聘和融资，江南是更轻松的选择。”
在这里，下楼喝杯咖啡，可能就会偶遇一位投资人；参加一场行业聚会，就能挖到心仪的技术大牛。
德黑兰路原名三陵路，于1977年更名，以纪念德黑兰市长访问韩国
作为友好象征，在伊朗德黑兰也有一条“首尔街”
这种高密度、自发形成的“网络效应”，是板桥整齐划一的园区规划所无法提供的。
板桥有高效的协作环境，但江南有“偶遇”和“惊喜”。
对于需要不断寻找灵感、资金和伙伴的创业者来说，后者的价值无可估量。一位风险投资人珍妮丝·萨（Janice Sa）观察道：
“年轻的开发者和工程师仍然倾向于江南。
为了招聘和融资，江南是更容易的选择。”
成本优势的丧失也是一个致命因素。
最初，板桥以相对低廉的租金吸引企业。但随着其声名鹊起，办公和生活成本急剧攀升，如今板桥的办公室租金几乎与首尔江南区持平。
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表示：“既然租金没差别，为什么一家初创公司要搬到板桥去呢？”
当初最大的吸引力消失，创业者们自然会重新评估地理位置的价值。
韩国首尔的Center Point Gangnam（中心点江南）大楼
更重要的是“文化”
如果说人才和资本是生态的“硬件”，
那么，文化就是驱动创新的“软件”。
板桥乃至整个韩国创业生态的深层困境，
根植于这种“软件”的 滞后。
一位来自Kakao Ventures的投资人指出了一个核心差异：
“美国的创业公司成功和失败的速度都快得多，这推动了持续的实验和高频率的人才流动。速度是创业公司最大的优势。”
韩国首尔江南区的金塔（Golden Tower）
在硅谷，一次失败的创业经历，往往被视为下一段成功旅程的宝贵财富，是投资人眼中“交过学费”的证明。
但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强调集体和秩序的韩国社会，失败往往与个人能力的否定和职业生涯的污点挂钩。 这种“耻感文化”让人们倾向于选择更安稳的道路——进入财阀企业，按部就班地晋升，而不是投身于九死一生的创业冒险。
风险厌恶的文化氛围，
极大地抑制了“颠覆性创新”的产生。
硅谷的“庆祝失败”文化
另外一个文化Gap是，不知道讲故事，
但不少投资者想听的，其实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韩国的创始人，大多是优秀的“工程师”。他们能以惊人的执行力，将产品打磨到极致。但在路演时，他们展示的往往是一页页复杂的图表和严谨的数据。而硅含的创业者，从乔布斯到马斯克，无一不是 “故事大王”。
他们贩卖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和愿景。
此外，还有韩国的企业中，根深蒂固的“前辈-后辈”（Sunbae-hoobae）文化，强调对资历和等级的绝对尊重。 这与硅谷所推崇的扁平化、鼓励挑战权威的组织结构格格不入。
在一个需要快速迭代、不断试错的创业公司里，如果一个年轻员工因为害怕冒犯前辈而不敢提出颠覆性的想法，那么创新的火花就很容易被扼杀。
无处不在的财阀
当然，板桥的困境，也有其特殊性，就是整个韩国创新生态系统最核心的结构性矛盾——无处不在的“财阀”（Chaebol）。
三星、现代、LG这些巨型企业集团，是韩国经济的支柱，
但也是创新的“双刃剑”。
一方面，财阀是创新生态的“输血者”。它们设立风投基金，建立孵化器，为初创公司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技术和应用场景。没有财阀的参与，韩国的创业生态将无从谈起。
但另一方面，财阀更是创新的“黑洞”。它们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市场地位和资本优势，像巨大的磁铁一样，吸走了社会上最顶尖的人才。 韩国最优秀的毕业生，首选永远是进入三星或现代，而不是加入一家前途未卜的初创公司。
更致命的是，财阀的业务几乎无所不包，从上游的芯片制造到下游的家电零售，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垂直帝国。这使得创业公司很难在它们的生态系统中找到一个独立、平等的合作位置。它们要么成为财阀的附庸，要么就得时刻警惕，自己的创新产品一旦被证明有市场，很快就会被巨头以更强大的资源和渠道 “复刻”并超越。
我们中国的读者对此或许并不陌生，这正是“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经典写照。
在这种生态下，尽管政府大力扶持，韩国或许能诞生不少优秀的“小而美”的公司，但很难长出能够挑战财阀、实现全球规模化的“独角兽”公司。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韩国在游戏、文娱等领域偶有全球性的爆款， 但在更底层的平台和技术标准上，始终难以摆脱对美国科技巨头的依赖。
他山之石
板桥的故事，对我们的“科技新城”和“创新园区”而言，无疑是一面极具价值的镜子，从这10年的变迁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
1.“顶层设计”必须与“底层生态”相结合。
政府的规划和引导固然重要，但它永远无法替代一个由人才、资本、大学、服务机构等要素自发互动、野蛮生长的有机生态。园区规划者需要从“房东”思维转变为“社区营造者”思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非仅仅是企业与建筑的聚合。
2.“人才磁铁”的真正内核是文化和社区。
吸引人才的，短期看是薪酬和机遇，长期看则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包容性、生活多样性和社区归属感。一个只有办公楼而没有有趣生活、只有同事而没有朋友的科技园，终将难以留住最具创造力的年轻灵魂。这也是为什么创业者们会“逃离”规划完美的板桥，回归充满活力的江南。
3.培育“光荣失败”的文化土壤。
创新本质上是高风险的探索。社会和资本必须建立对失败的容忍度，将创业失败视为一种学习过程，而不是个人能力的污点。只有当创业者不再有后顾之忧，敢于去尝试那些看似疯狂的想法时，颠覆性的创新才有可能诞生。
4.警惕“大树底下不长草”的陷阱。
在鼓励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同时，必须通过更强有力的反垄断和公平竞争法规，为初创企业留出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个健康的生态，必然是乔木、灌木、草地共存的多元化系统。
KSEF即韩国创业生态系统论坛（Korean Startup Ecosystem Forum），
旨在支持创业公司的持续发展
板桥科技谷的故事并未终结。韩国政府仍在努力通过设立新的基金、放宽签证政策等方式吸引全球人才和资本。
但，它的过往已经说明：
通往世界级创新中心的道路，没有捷径。
相比于建设一栋栋物理的“硬核”建筑，
培育看不见、摸不着， 却至关重要的文化、制度与生态“软实力”，是一项远为艰巨，也远为重要的挑战。
编辑 | 龙彦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