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传统节庆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历经从先秦自然崇拜、汉代伦理教化、魏晋南北朝人情娱乐,到唐宋世俗化，直至明清成熟的漫长演进，最终定型为融合自然时序与人文教化的“文化时间”谱系。中华传统节庆强调现世和谐、家族伦理与集体价值，其通过周期性的仪式，将顺应自然、尊祖敬贤、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等思想内涵，外延为强化家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实践。时至当代，中华传统节庆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保障的加持下，通过文旅融合、乡村全面振兴、科技赋能与新媒体传播等途径，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日常生活中的落脚点。
【关键词】传统节庆 历史演进 思想内涵 民族精神 当代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2017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农历的编算和颁行》（GB/T 33661-2017）发布，并从是年9月1日开始实施。至此，《农历的编算和颁行》国家标准中“重要的农历日期”，包括春节、元宵节、龙头节、上巳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除夕、冬至数九，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清晰的文化时间谱系。
回望过去，与中华传统节庆密切关联的这个文化时间谱系，其形成与定型，不仅历经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反映明显的中西文化分野；其内涵与外延，不仅体现中华文化的思想观念，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寄托。立足当今、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中华传统节庆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与多方赋能的创新实践。
历史演进：从自然时序到人文教化
中华传统节庆的成型之路，恰似一部浓缩的文明演进史。它并非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始终在动态地进行调适与整合的“现象”，并鲜活地记录中华民族从敬畏自然到化育人文的思想历程。
漫长的先秦时代，节庆活动处于萌芽状态，其孕育的“土壤”是原始崇拜与农业生产。无论是《诗经·豳风·七月》里周人依月令而作的农事与祭祀，还是《礼记·月令》中天子顺应四时的政令安排，抑或是秋日酬谢农神的“八蜡之祭”、早春临水祛邪的上巳祓禊，其关键都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祈求风调雨顺和族群繁衍，充满朴素的自然崇拜与部落共同体的色彩。
汉代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与“独尊儒术”的思想背景，为节庆打上深刻的伦理烙印。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行《太初历》，正式确立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施行“十九年七闰”法则，这为全国性的节庆提供了统一的时间标尺。儒家倡导的“孝亲”“敬祖”观念逐渐渗入节俗之中，元旦祭祀祖先、重阳敬老祈寿等习俗开始普及，使节庆成为强化家族纽带、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文化载体。
及至多民族共舞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节庆体系愈发走向丰满，人情味和娱乐性显著增强。南朝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自元旦至除夕，系统呈现当时荆楚之地四季十二个月的岁时节日民俗。这个时代的节庆活动，已从庄重的祭祀中解放出来，登高、宴饮、竞技等世俗欢愉成为重要内容。以“三月三”上巳节为例，先秦秦汉时代，人们在三月第一个逢巳的日子来到水边，香草沐浴、清洗宿垢，期望消灾祛邪，这叫“祓禊”。及至魏晋南北朝时代，上巳节已固定在每年的三月初三，节日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多彩，人们集体出游，来到水边，洗濯歌舞，曲水流觞（酒杯）流卵（鸡蛋）流枣，祈求祛除疾病、迎来吉祥、早生贵子。而在北方地区的上巳节游戏中，则加入较多与少数民族习俗相关的骑马射箭之类的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代，如屈原成了端午的灵魂，介子推让寒食有了风骨，又为这些日子注入厚重的历史记忆与崇高的道德寓意，从而完成节庆主题从自然神性向人文精神的升华。
唐宋时期，伴随着大唐国力的强盛、两宋商品经济的繁荣，传统节庆迎来全民化、狂欢化、世俗化的高峰。元宵观灯、清明踏青、中秋赏月等习俗蔚然成风，这些场景在宋人孟元老记载北宋开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记载南宋临安的《梦粱录》中，都有栩栩如生的描述。完善的休假制度，更让佳节真正成为官民同乐、雅俗共赏、情感交流、身心休憩的特别时光。
历史走到明清，中华传统节庆体系已经完全成熟，并深深嵌入民间社会的肌理之中。明朝《永乐大典》、清朝《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官修类书，对节俗广收博采，地方史志著作中的节庆内容叙述也相当详尽。祭祖、团拜、庙会、市集等活动空前活跃，传统节庆作为维系血缘与地缘关系、开展社会交往与商业贸易的关键节点，其伦理教化、经济交换与社会整合功能堪称发挥到了极致。②
短暂的民国时期，可谓中华节庆文化的又一个转折期。在“西学东渐”与民族自强意识的推动下，公历（西元）纪年制度得以推行，新型纪念日进入国家节庆体系。然而在民间，春节（古称元旦）、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俗仍然根基深厚，承载着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的深层功能，于是形成新旧并存、官方时间与民间时间同置的节庆格局。民国时期的知识界开始以现代学术眼光关注民俗，顾颉刚等学者的田野调查为节日研究开辟新路径。在城市生活中，节庆的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上海、天津等地的报刊广告、节日促销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节庆文化进入传承与变革、调整与重构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移风易俗”的社会进步中，春节提倡“革命化团圆”、清明缅怀革命先烈等新习俗，体现出传统节庆与精神文明的结合；“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国际儿童节、“十一”国庆节等，则体现新中国的价值提倡。改革开放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高度重视，传统节庆广泛苏醒，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相继被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也为其传承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一些国外节日的流行，与中华传统节日形成有趣的对话；“双十一”等新兴购物节的诞生，则展现出数字经济时代节庆形态的出新。当今的中国节庆体系，既延续着家庭伦理、乡土情结等传统内核，又吸纳旅游休闲、文化创意等现代元素，展现出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坚守主体性与开放创新的动态平衡。
中西比较：现世和谐与宗教救赎
从时间的线索，梳理中华传统节庆的历史演进，已经可见其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元素、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因此，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而换个空间的角度来看，若将中华传统节庆与西方主流节庆相比较，又可以更清晰地辨识中华传统节庆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逻辑。
中西节庆的文化基因不同，我们的“根”在地里、在家中，西方的“根”在天上、在教堂。中华传统节庆深植于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的土壤，其脉搏与二十四节气同频共振，本质上是对自然周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细腻回应，与对家族祖先的感恩追思，目的在于祈求天地关系的协调与现世生活的安宁。相形之下，西方主要节庆以基督教文化为底色，其内核是一神论宗教的救赎叙事，于是节庆成为信徒们强化宗教身份认同、表达个体灵魂超越的时刻。
中西节庆的价值导向各异，我们讲究“在一起”，西方崇尚“做自己”。中华传统节庆始终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责任与位置，推崇“和合”与“秩序”。压岁钱的温馨，是长辈对晚辈的慈爱；春节的团圆，是对家族集体主义的恪守；端午节的龙舟，靠的是齐心协力；中秋节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对家庭团聚乃至社会圆满的诗意向往，乃至月饼也是大家“分着吃才甜”。节庆在这里，塑造的是“我们”，编织的是人伦亲情网络中的“关系性自我”。相形之下，西方节庆更注重个体的情感表达与愿望满足，节庆成为彰显所谓“独立性自我”的舞台。
中西节庆的时间遵循有别，我们的时间是“圆”的，西方的时间是“直”的。中华传统节庆遵循农历所体现的循环往复的自然时间观，月亮缺了又圆，冬去了春来。春节（古称元旦）作为岁首，并非一个绝对的线性起点，而是圆环上的新起点，充满“万象更新”的希望，这又蕴含着在循环中进取、于和谐中创生的生命智慧。相形之下，西方基督教节庆遵循的是直线向前、不可回逆的所谓“神圣”时间轴。
在经济全球化、“地球村”的当今时代，中西节庆文化也在交流互鉴，全球“欢乐春节”活动更让世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亲情魅力。毕竟，人类对团聚、感恩、希冀等美好情感的追求是相通的，明白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才能更好地在对话中坚定文化自信，在创新中延续精神血脉。
思想内涵：储存宝库与展演舞台
中西节庆文化的异大于同，既显示中西文化各自的发展路径与总体特征，又反映中华传统节庆堪称中华思想文化的储存宝库与展演舞台。的确，在中华传统节庆那些丰富多彩的习俗背后，蕴藏着一套完整、深邃而且彼此关联的思想体系，生动地体现中国人的生态智慧、历史伦理、社会理想、积极精神。③
顺应自然的生态智慧。节庆的日期设置本身，就是对天文、物候的精准呼应。立春时节的“鞭春牛”“咬春”，意在唤醒大地，劝课农桑；清明时节的踏青、植树，可谓顺应阳气生发，融入自然；中秋赏月，则是对宇宙阴晴圆缺韵律的审美观照与哲理沉思。这些习俗将抽象的“天人相应”哲学思想，转化为引导民众亲近自然、敬畏规律、适时而动的生活实践，既培育一种内在的生态保护意识，又提醒我们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尊祖敬贤的历史伦理。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例如，清明扫墓、中元祭奠、冬至拜祖，这些节俗的关键并非简单的鬼神崇拜，而是儒家“孝”道的具象延伸，是对生命来源的追溯与对家族历史的承接。它让个体在时间的长河中找到自己的坐标，赋予生命以连续性与归属感。同时，节庆也承载着对古圣先贤的纪念，如端午祭屈原、寒食（清明）怀介子推，这种纪念，将崇高的道德人格与特定的文化时间绑定，通过岁岁年年的仪式重复，实现社会教化的实用功能。
贵和尚中的社会理想。追求和谐与秩序，既是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华文化的重要准则，又贯穿于全民参与的节庆的始终。春节拜年，调和亲友邻里关系；中秋团圆，弥合家庭可能的疏离；重阳敬老，倡导长幼有序的伦理。节日期间特定的饮食寓意、礼物交换与社交礼仪，如象征团圆的元宵（汤圆）、寓意高升的重阳糕，都在促进社会和谐。此外，如社火、庙会、赛会等节庆活动，也为大众提供整合情感、宣泄情绪、调解矛盾、维持平衡的“安全阀”。
刚健有为的积极精神。传统节庆不仅有强调和谐与秩序的一面，而且充满昂扬向上的生命活力与进取精神。元宵舞龙舞狮的豪迈奔放，端午龙舟竞渡的奋勇争先，重阳登高的健身励志，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就连原本带有驱邪避疫色彩的端午节，也通过“竞渡”这种激烈的竞技活动，将“禳灾”的被动躲避，转化为积极主动的集体力量展示，体现“化危机为生机”的生存智慧。这种刚健精神，又与贵和尚中的理念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中华民族“外柔内刚”的独特气质。
由此可见，诸多的中华传统节庆都是内涵丰富的思想复合文本，而串连成套的传统节庆，也就堪称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例如，端午节，就同时包含顺应天时（仲夏防疫）、纪念先贤（屈原）、团结协作（龙舟竞渡）、强身健体（喝雄黄酒、佩戴香囊、悬挂蒲艾）等多重意义。④正是这种思想的丰富性与实践的鲜活性，使得传统节庆成为滋养人民心灵的丰厚资源、维系文化传承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情感熔炉与认同基石
中华传统节庆之所以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具备完整的思想性，并成为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文化符号，还在于它总是通过周期性的仪式实践，将复杂的习俗组合沉淀为可言可行的身体经验，将抽象的民族精神外延为可感可触的集体取向，从而既浅显又深刻地展现弥足珍贵的中华文明“家国同构”的伦理特质。
中华传统节庆的情感动员，遵循着由近及远、由家及国的清晰路径。几乎所有重要节日都始于家庭内部的仪式，如除夕的守岁祭祖、中秋的家宴拜月，这些仪式唤起和强化的是基于血缘的亲密情感。随后，情感又像涟漪一般扩散开来：元宵的观灯猜谜联结街坊同乐，端午的龙舟竞赛振奋乡里精神，重阳的敬老活动则拓展社区友谊。通过节庆，这种血缘亲情进一步放大、地缘感情进一步升华，遂凝结成自然而然的家国情怀。例如，端午节纪念屈原，是将诗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子之心，与对楚国的深沉忧思融为一体，使节日的内涵从驱疫避害的生存智慧，淬炼为爱国恤民的气节丰碑；清明节祭奠先烈，更是把对祖先的家族追思，扩展为对民族英雄的集体缅怀。这正是“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情感逻辑，爱国主义由此成为一种源于生命体验的自然情感。
中华传统节庆是一套持续更新的“记忆芯片”。群体的、国民的集体记忆，需依靠仪式和节日等“记忆之场”来维持和延续，而通过年复一年的节庆展演，民族的历史记忆、传说故事与价值观念被刻写进每位参与者的生命历程中。孩童在除夕听老人讲“年兽”的传说、收长辈的压岁钱，懵懂习得敬畏自然与尊老孝亲；在清明跟随家人扫墓，朦胧理解家族源流与生命传承；在端午包粽子、看龙舟，直观感受先贤的凛然风骨与集体的协作力量。这种“身体力行”的传承方式，比起单纯的书本教育更为亲切与持久，也确保民族文化基因的代代接力。
中华传统节庆体系具有强大的包容与整合功能。一方面，汉族的重要节庆，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因其承载的伦理情感，如团圆、追思、和谐等，也被各兄弟民族广泛接受，而成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时间”；另一方面，各兄弟民族的特色节庆，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其蕴含的勇敢、洁净、光明等积极价值，同样丰富中华民族节庆文化的整体面貌。时至今日，国家层面推动的“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正是旨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节庆也由此成为链接历史与当下、沟通个体与民族、融汇多元于一体的情感熔炉与认同基石。
当代创新：政策赋能与实践传承
时至当代，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全球化、科技数字化这些前后相续的时代浪潮，基础于农耕文明、宗法社会的中华传统节庆，其传承遭遇着不断的挑战，其创新更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代的传承实践，是在守护中华文化基因的前提下，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古老传统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
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保障，构成坚实的后盾。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这为中华传统节庆的文化传承与现代表达，提供阐释框架与活动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的颁布实施，以及端午节（2009年）、二十四节气（2016年）、春节（2024年）、羌年（2024年）等，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法律与国际层面为传统节庆提供保护。传统节庆与文旅的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携手，节庆体育活动的赛事化、规范化，更为传统节庆融入当代生活、创造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开辟宏阔的实践空间。
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路径各异、精彩纷呈的创新实践。
价值内涵获得现代表达，传统伦理正被赋予新的社会实践形式。例如，2025年10月26日，乙巳蛇年重阳节即将来临之际，在浙江宁波江北区慈城镇，笔者与一众文化名家、流量博主、慈孝典型人物，共同开启一场“诗映慈心 孝行天下”的深度对话。对话内容由“溯源：慈孝的文化根脉——从历史典故到精神原乡”“创新：慈孝的当代实践——从家庭伦理到社会生活”两大板块构成。通过对话，我们传达这样的理念：慈孝从来不是尘封的传统，而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是穿越时空的情感纽带，它根植于血脉，生长于日常，我们每个人都是慈孝的实践者、表达者、创造者。而通过踏访，我们了解到宁波江北慈城将传统的“慈孝”文化，拓展为“社区共老”“邻里守望”的基层治理新模式，通过“老年食堂”“时间银行”“兴趣社团”等互助养老创新，让传统孝道在陌生人社区中落地生根，切实回应现代社会的养老焦虑。⑤
科技赋能与体验革新，数字技术为节庆文化注入全新活力。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推出的“数字元宵灯会”“VR版《清明上河图》”等，打破时空限制，大大拓展节庆文化的传播维度与体验深度。2025年5月22日，在第21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式上，展示的五组融合国潮美学与AI交互技术的“中华节令精灵”虚拟形象，即“春节福饺”“清明团崽”“端午宝粽”“中秋喜月”“元宵圆宝”，吸引海内外观众进行互动体验，“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复现，而且是通过AI技术构建起古今对话、中外共鸣的文化新叙事”。⑥
文旅融合与产业激活，节庆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特色文化IP。例如，2025年农历十月，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系统化运营瑶族“十月朝”节庆，将祭祀仪式、长桌宴、非遗工坊、旅游体验打包，形成持续月余的活动矩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消费与经济收益。至于许多地方特色的节令食品与工艺品，如嘉兴的粽子、甘肃庆阳的香包，也已形成品牌化、规模化的产业。
传播方式跨界破圈，传统节庆积极拥抱新媒体与流行文化。例如，2021年起，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将舞蹈、戏剧与前沿影视技术完美结合，以惊艳的视觉语言重新讲述节日故事，《唐宫夜宴》《洛神水赋》《龙门金刚》等作品，都成为现象级的文化传播案例。至于众多文化学者通过短视频解读古今节俗及其变迁，非遗传承人通过直播平台教授包粽子、做香包等技艺，也实现传统节庆文化的广泛“破圈”。
如上举例的这些生动实践，有力地证明中华传统节庆的当代生存之道，绝非僵化地保存，而是主动地融入现代生活场景，在与时代对话、为人民服务、回应现实需求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自身的表现形式，从而保持永恒的文化魅力与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我们的“文化时间”
中华传统节庆本质上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时间”，其“蕴具着异常丰富的人生哲理与诗意内涵，对内促进和谐，增强认同，对外成为民族身份的标志，并曾在历史上对亚洲的一些民族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文化影响力”。⑦这样的“文化时间”，让日子有了情感，让生活有了仪式，让个体有了归属，让行动有了思想，让自然的时间转化为生发意义、传承价值的精神周期。千百年来，无论朝代怎样更迭，社会如何变迁，这套“文化时间”始终保持着内在的稳定性与坚韧的调适能力，默默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与中华文化的系统延续。
面对未来，挑战仍然会有，亲人也许分散在不同城市，复杂的仪式可能没空操办，商业炒作或会冲淡节庆本意，但是前途应该更加光明。所以我们无需担心传统节庆是否会消失，而需思考它怎样焕发新生。答案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守正中创新；不在于排斥“洋节”，而在于自信地对话；不在于固守旧有的形式，而在于灵活地回应现代生活。当春节的“团圆”被赋予守望互助的社区新义，当清明的“追远”促进对生命教育的思考，当端午的“安康”契合全民健康的理念，当中秋的“明月”成为连接全球华人的情感纽带时，传统节庆便真正迎来了它的新生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滋养与精神力量。过好我们自己的节日、融入我们的“文化时间”，将成为一种发自内心、转为行动的人生享受与身份认同，这正是历史自觉、文化自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诚朴、最温暖也最坚实的落脚点。
【注释】
①胡阿祥：《“胡”说六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73—278页。
②以上从先秦到明清，参考张娜：《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之管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月21日。
③萧放：《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学习时报》，2024年6月21日。
④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宗教礼俗编·敬天与亲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584—593页。
⑤《学者大咖共话慈孝“破圈”之道 宁波江北慈孝文化主题月活动精彩上演》，央广网，2025年10月27日。
⑥赵晓阳：《AI赋能传统节日文化，“中华节令精灵”亮相文博会》，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5年5月22日。
⑦刘魁立：《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和传统节日体系》，李松、张士闪主编：《节日研究》第1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